1957年12月，北京第一阵寒潮扑面而来。陈赓从首都机场下机，步子依旧利落，可在车上他暗暗用手捂住了心口。谁也没料到，这一丝刺痛，会在四年后夺走他的生命。

回到家，他没谈工作，只提议去看场戏。傅涯没多想，拉着他出了门。舞台灯光映在陈赓脸上，忽明忽暗，他却看得格外投入。散场时，他轻声说：“活着，总是要干点事。”

春节前后，他的心脏小范围梗阻愈发频繁。医生嘱咐静养，他答一句：“闷在那里，非把人憋坏。”不久，他带着药盒照旧走进办公室，每日翻阅作战资料，批注密密麻麻。

1958年春，他突发胸痛。家里两岁的小儿子只会喊“爸爸疼”。司机拨通医院电话，抢救持续到次日凌晨。抢救车灯闪烁的那一夜，傅涯握着丈夫的手，指尖冰凉。

三个月住院期，他躺在病床上口述部队建设设想，秘书边听边记。医生摇头，他却一句话顶回来：“还能喘气，就能出主意。”文件一份份传到军委，字里行间透着急切。

1961年2月，整理战例的通知下达。组织体恤，未列陈赓姓名。消息传到病房，他竟微笑：“让我补缺。”每天清晨趁傅涯上班，扶着桌沿写到午后。病灶加重，他心里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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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他忽然对妻子说想过生日。“给我煮碗长寿面。”傅涯惊讶，却也欣慰，以为病情好转。那天傍晚，面刚端上桌，他低声交代：“以后，多照顾根英母亲。”

夜深，灯灭。他把稿纸叠好，合眼而眠。清晨五点，傅涯推他起身，触手一片冰冷——陈赓在睡梦中走了，终年五十八岁。

噩耗传出，北京上空飘起湿雪。追悼会上，将帅同僚神情肃穆。前敌总指挥的荣耀与勋章，都化作骨灰盒里的一捧尘土，暂厝八宝山。那一年，傅涯四十三岁。

亲友劝她再嫁，她摇头：“他的事情还没完。”四个孩子中，大儿子陈知非已三十二岁，小儿子仅两岁。抚养、整理文稿、照顾王根英母亲，这三件事填满她余生。

1964年起，傅涯白天在档案室翻找资料，晚上伏案誊抄。一次夜里腰椎疼得直不起身，她干脆跪在椅子上写。十余年后，《报国何计女儿身》出版，王根英的事迹第一次系统呈现。

孩子们长大后，三个儿子先后参军，女儿就职总医院。有人问他们缘由，他们笑着回答：“家风如此。”子女们把母亲视作定海针，也看见她枕边始终放着父亲那只旧钢笔。

1990年代，傅涯身体走下坡路。气管切开后，她让护士替她系丝巾。“精神不能散。”她眨眨眼算作解释。病友感叹，这老太太像年轻姑娘一样爱美。

2010年1月4日，傅涯安静离世。临终前，她在纸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我不要和你们爸爸合葬，让他与根英在一起。”字迹颤抖，却清晰无比。子女含泪点头。

家属随即向中央提出迁葬申请。审批流程不短，理由只有一句：尊重陈赓一生对情义的坚守，也兑现傅涯的遗愿。相关部门审慎核实后，批文很快盖章。

2011年春，骨灰盒从八宝山起程南下。湘乡老家的后山松涛阵阵，新坟三座并列——中间陈赓，左王根英，右傅涯。山风吹过墓碑，篆体名字映着阳光，似在无声交谈。

孩子们隔年必至，立在松荫下，不说大道理，只放一壶米酒。最小的儿子轻声嘟囔：“爸，妈，您们都放心。”石阶上，新泥已被风雨磨平，而那段风雷激荡的往事依旧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