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深夜，汉口法租界的江汉关钟声刚敲过十下，一阵短促的枪声划破街角。黑色轿车的车门还未来得及完全打开，杨永泰已被射倒在血泊中。随行卫士慌乱抬人，他面色惨白，却仍艰难吐出一句话：“我早知有今日。”不到半小时，“当代卧龙”止息了呼吸。
蒋介石第一次喊出“当代卧龙”是在1930年秋天的庐山谈话会上。他望着案头新送来的战局分析，忍不住拍桌：“此计若成，河山可固。永泰真是吾之卧龙！”这一声感慨，在随侍的秘书圈子里迅速流传。可惜，智士的命运常有定数。以文谋略、以吏布政的杨永泰，最终倒在同僚的暗枪下，留下众说纷纭的谜团。
1880年10月，广东廉江一户书香人家迎来迟到的长子。17岁才中过秀才的杨永泰，在科场里并不算天赋异禀，却赶上了时代变革。1902年，他踏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接触西方法律与政治经济学，一套又一套的宪政理论让这位南方青年眼界大开。从此，脱离八股的杨永泰站到了新式政治舞台的边缘。
学成返粤后，他先写报纸评论，后进谘议局议政，两年时间，笔锋与口舌都练得炉火纯青。辛亥风雷起，广东最早宣布独立，杨永泰奔走街头草拟告示，呼号“革命未竟，立宪非终”。有人回忆，那天他穿长衫站在议事堂门口，连说带比划，嗓子喊哑仍不肯收声。
民国肇建，党派林立。1916年至1923年，各省督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学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浮现，这个以法政人才为核心的小圈子注重制度建设，杨永泰很快成为领衔人物。手腕灵活，他能与广东军政要员把酒，也能在同济校舍里与学生细谈衡平预算。正是这种跨界本领，引来黄郛的赏识。
1928年5月，黄郛因济南惨案身体日衰，临别南京前留下一封箋函：“蒋兄，如要济世安民，请记得杨畅卿。”蒋介石读后沉吟良久，旋即电召杨永泰。见面那日，蒋介石步入客厅就开门见山：“永泰，江山表面统一，实则各军阀各行其是，可有良策？”据侍卫记录，杨永泰不慌不忙，翻开随手带来的备忘簿，一口气阐述四条：打桂系、困西北、拉晋绥、稳东北。蒋介石当场拍板，让他草拟方略。三月后，中原大战爆发，这份“四路并举”的构想成为南京最高决策的蓝本。
1930年战后，蒋介石手握中原与江南，大权更盛，却也深陷另一场对决——剿共。此时国军三次围剿皆挫败。1931年冬，杨永泰调任军委会秘书长，同时挂鄂豫皖“剿匪”司令部秘书长。上任没几天，他拿出厚厚一叠呈文，言辞犀利：“以往急于求成，三分军事用到十分，七分政治几乎空白。结果敌未灭，民先离。”蒋介石听罢沉默片刻，只淡淡一句：“你来试。”
新方略的核心是“兵不离民”。杨永泰建议地方行政长官整顿贪腐，减轻捐税，派专员到苏区外围安抚乡绅；同时大量印制《农事须知》《家训歌》等宣传单，与红色标语抢墙壁、抢田间。为了落实，他甚至设计了一个听来颇为新鲜的口号：“官兵一脚泥，百姓一口饭。”其意在驱使国军与乡民同劳动、同甘苦。不得不说，此举虽未根本改变战局，却明显削弱了苏区部分外围的群众基础。
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期间，红军损失惨重，最终被迫突围长征。蒋介石认为杨永泰“七分政治”已见成效，更欣赏他后续提出的“驱虎吞狼”之策：借追击之名，把中央军推入西南，让川、滇、黔等军阀在“围堵红军”的旗号下受制于南京。1935年春，杨永泰率参谋团进驻成都，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送将军上庐山”。名义上轮训，实则拆散地方军阀核心。短短半年，川军七十余名团以上军官被分批带往江西集中学习，田颂尧与刘湘对这位“南方书生”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
然而，锋芒太露难免触怒同僚。政学系凭借杨永泰的声望，短期内拿下十余省政府主席，外界戏称“省部半数挂政学”。CC系自然坐不住。张群在日记里写道：“杨氏多机巧，然锋过则折。”矛盾日深，连戴笠也察觉气氛诡异，多次提醒杨永泰增加护卫。杨只笑道：“忧之无益，兵凶战危，本是从政常态。”
暗流终在汉口爆发。刺客是年轻人，事后供称“反省政府软弱对日”，在街口狙杀前夜连喝数杯米酒。究竟是爱国义愤，还是人为指使？戴笠的调查报告只写了四个字“另有指挥”，随后封存。多年以后，重庆档案室解密的零散电报显示，事发前三日CC系某头面人物电令锦州：“事成后勿留尾巴。”真假难辨，但这张薄纸足够增添悬疑。
蒋介石闻报暴怒，电令“全力缉凶”。数十人被捕，终以“反日激进分子”结案。可政学系、CC系的裂痕再难弥合。孔祥熙站在灵柩前低声道：“若永泰在，今日局面或不至如此。”旁边一位旧识叹息：“谁叫他太能干。”那一天，杨永泰享年五十六岁。
他死后留下六十余万字文稿，内容横跨财政、军事、教育，甚至包括一份题为《边疆生产建设建议》的手迹。翻看这些文字，人们才惊觉此人并非只会算计政局，他曾想在宁夏、甘肃推广水利与棉麻改良；他也提议在新疆、青海修筑公路，以期联通丝路贸易。可惜一切都停在蓝图。
时人评论杨永泰，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雄辩”与“奇谋”。史料亦多将他与三国诸葛亮、东汉郭嘉相提并论。相似的不仅是才智，更是命数：郭嘉三十余岁殁，未见曹操鼎定；诸葛亮六出祁山功败垂成，病卒五丈原；杨永泰同样在事业最关键的拐点被暗枪终结。
若问杨永泰最大的特点，恐怕不是谋略，而是那份“既要做军师，又要做宰相”的雄心。他既写战略总纲，又批省政府的条文预算；既讲国军训练细节，也关心农民口粮斤数。朋友曾笑他管得太宽，他摆摆手：“国家破碎，哪有小事。”
公告讣文发布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只有短短一百六十余字悼词。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堂里，少校讲到“政治意义的军事行动”时，突然停顿，面向台下沉声道：“诸君，当记杨永泰。”讲台下三百多位青年军官默然无语。后来有人说，这一幕比隆重国葬更能说明他的地位——智士的价值，有时只需一个名字，刻进后人的脑中即可。
站在1936年的节点，谁也不知道华北全面危机就在眼前，也没人能预料两年后南京政府将迁都重庆。那一夜的枪声，既终结了“当代卧龙”的生涯，也把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裂缝撕得更深。一位生前写下“大匠运斤，必先观曲”的谋略家，就此长眠于汉口归元寺南墙外。至今，石碑已被藤蔓半掩，唯有墓志铭上那句“身已许国”仍清晰可见，仿佛还在回应他倒下前的那声低语——“我早知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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