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中旬，华北的寒风依旧刺骨。完成西南战役善后工作的杨得志，踏上了一列南下的军用列车。二十多个年头的奔波与枪火，在车窗外倒退成灰色的记忆，他终于可以回到湖南株洲那片常入梦境的红土地。

列车刚过湘江大桥，车厢里炭火的温度升了几分。同行的妻子申戈军低声提醒：“快到家乡了。”杨得志点头，没有说话。这个从红四军打到北平的上将，此刻却像回家探望长辈的普通游子，心中充满忐忑。

下车后，株洲县政府几位干部前来迎接。他们提议用吉普车直达南阳桥三旺冲，可杨得志坚持换成木板车，说要沿途看看民情。从县城到乡村不过二十里，却走了一个多时辰——他频频下车，同挑柴卖菜的乡亲攀谈，一路记录价格、产量、口粮情况。

村口的老樟树下，早已围满了乡亲。鞭炮炸响，锣鼓声里，长衫、蓑衣、红袖章交织成一片暖色。几名后生抬出新扎的四人轿，非要请将军乘坐。杨得志摆手婉拒，笑着说道自己仍是农家子弟，却拗不过众人热情，最后只让外甥女坐上轿，他携妻女步行同行。乡亲们听他讲“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少老人眼圈泛红。

走近自家院落，破旧木门依旧。杨得志快步冲进去，屋里寂静。他高声呼喊：“爹，娘，得志回来了！”空荡的堂屋没有回应。门外几位年迈乡亲垂首，迟疑片刻才告诉他父亲、大姐、二姐和弟弟均在抗战末期被国民党军绑去杀害。短短一句话像子弹穿心，他扑倒在门槛，泪水夺眶而出，只哽咽出六个字：“儿子大不孝！”

悲恸让他两度晕厥。醒来后，他跪在老屋正堂，把战功章一枚枚摆在供桌前，许久无语。夜色降临，昏黄油灯下的墙影，宛如父亲挥着大铁锤的身形；母亲在灶台前翻粥的姿势，也不时浮现。他低声念出儿时誓言：要让穷苦人当家做主，却没能让双亲享福。

第二天清晨，他到祖坟前烧纸。山风呼啸，松针飒飒，他磕了三个响头，默默立在墓碑前良久。妻子和女儿站在不远处，只听得见他沙哑的喃喃：“我会把家乡建设好，告慰列祖列宗。”

祭扫完毕，杨得志决定先去探望桂泗姐。那是兄妹九人中仅存的长姐，嫁到六十里外的易家坳。翻山越岭赶到时，桂泗姐正喂鸡，一抬头，愣住良久，随后步履蹒跚地冲过来。姐弟相拥，泪洒门前石阶。桂泗姐轻拍他的背，只说一句：“回来就好。”朴实四字，却装下了苦难岁月的漫长牵挂。

姐弟叙完离情，杨得志拿出随身笔记，把株洲的粮棉产量、婴幼儿死亡率、通邮通电时间一行行写下。桂泗姐不解，他解释道：中央即将启动大规模经济恢复，株洲必须有确切数据才能争取项目。他的语速很快，仿佛回到作战会议。家人看得出，那份急切不只为了工作，更是对父母未竟心愿的补偿。

午饭间隙，桂泗姐从柜底取出一封15年前的家书和一张旧照。照片上，二十七岁的杨得志身着粗蓝布军装，神情倔强。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仍清晰，那是他长征抵达陕北后写给家人的报平安信。桂泗姐把信递给他：“父亲去世也攥着它，舍不得松手。”杨得志双手接过，眼眶再度湿润。

谈及兄长杨海堂，姐弟俩沉默。那位在郴州战斗中被敌军捕杀的硬汉，已长眠二十多年。杨得志轻声回忆，井冈山上，兄弟俩夜里轮换站岗，哥哥总让弟弟多睡一会；第一次缴获步枪，兄长用自己的梭镖换给他。讲到此处，他抬头望天，仿佛在山间听到熟悉的口令。

第三日一早，他拒绝了县里安排的宴席，带队深入乡镇。油茶林被荒草缠住，煤矿井口还残存战火痕迹，稻田的灌溉沟渠年久失修。杨得志支起折叠桌，临场开出数条改造方案：整修灌渠、扶植油茶、恢复安源旧矿、修通衡株公路。干部们一边记录，一边感叹将军对地方窘况看得如此透彻。

夜宿县招待所，他连写三封信：一封呈送中央军委，请求支援湘赣边铁路维修；一封寄给中南军区，申请拨粮解难；还有一封交给当地政府，叮嘱务必在春耕前完成渠道清淤。灯油烧尽，他才合衣而眠。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返京前最后一个黄昏，他站在株洲江畔。河水浑黄，船帆稀少，但远处新架的钢梁正稳稳落下——那是湘江大桥的雏形。他用手背抹去眼角泪痕，转身踏上返程吉普。车走出很远，他仍能看见河边老百姓挥手的模糊身影。

杨得志离开株洲后不久，“株洲重建调查报告”送到周恩来总理案头。数月后，修路、修渠、恢复煤矿、筹建机车厂等批文陆续下达。1951年秋，南阳桥三旺冲第一口机井喷涌而出，乡亲们说那口井的名字就叫“得志泉”。

故乡的泥土埋葬了亲人，也塑造了将军。面对亲情欠账，他认定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倾尽所能，让父老乡亲摆脱饥寒。这份朴素的愿望，伴随他从株洲走向更广阔天地，直到晚年仍未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