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0日的清晨，汉口火车站雾气浓得像一层灰纱，一列自北京南下的绿皮车缓缓进站，这趟车里坐着久未露面的王平。车门尚未完全打开，他便拎着一个褪色帆布包，下意识把帽檐压得更低。王平知道，自己只是中途换车，无意惊动任何人，可计划很快被老战友杨得志识破。
杨得志那天正在武昌总参接见抗洪部队代表，秘书忽然塞进一张小纸条：王平上午经停武汉。杨得志瞥一眼就按捺不住，“他要是敢不来军区，叫警卫把人给我绑过来！”一句半带玩笑的话，却让在场警卫员当真紧张地去备车。
杨、王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得追溯到1947年的清风店。那场战役里，王平奉命率地方部队阻击罗历戎第三军，给杨得志争取了48小时，使主力赶到战场形成合围。战后，两人喝了一碗小米粥，没言没语，却各自记了一辈子。杨得志后来常说：“那碗粥里有命。”
进入六十年代末的特殊年份，王平的履历被反复审查，先是被要求“靠边”，后又接受“监管”，落脚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1号楼。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日子里，他翻来覆去读的只有两本旧书和一份过期报纸。直到1972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落实老干部政策才真正动起来，王平的管制逐步放松，但仍限制离宁。
1973年冬，他获准去北京咨询自身问题。那段日子正值十大，所有领导事务繁杂。叶剑英让他去找李德生，李德生先忙得见不了面，拖到会议闭幕才接待。李德生一句“先恢复组织生活”，让王平看到了缝隙。邓小平同他谈话时笑道：“想干活不犯法。”寥寥数语，却是一颗定心丸。
半年后，事情依旧卡在原地。王平无奈返程，选择的路线是北京经武汉转南京。车到武昌，他本想趁停靠十几分钟换乘，不料军区作训科的吉普已在站台等候。警卫小跑过来行军礼：“司令员让您务必移步军区。”王平摇手：“别闹了，我不想添麻烦。”话音未落，杨得志拎着一只热腾腾的保温桶出现，开口就是一句带地方口音的埋怨：“王老弟，过门不入，咋个意思？”
王平只好随车去了军区机关。途中，杨得志半开玩笑：“要是不把你请去吃碗热干面，对不起那年清风店。”两位老将军落座，筷子还没动，杨得志先问：“你的事儿走到哪步？”王平如实相告，仍无最终结论。杨得志立刻给北京拨了电话，通话完放下话筒，只说一句：“总政那边会再加把劲。”
当天夜里，王平被安排住军区宾馆简易套间。临别前，杨得志拍着他的肩膀：“别急，形势正往好里转，等通知。”王平点头，却坚持次日一早继续行程。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在那时仍敏感，不愿给武汉军区徒增压力。
1975年春，总政秘书处传真至南京——王平列席四届人大。会期结束，他被任命为炮兵政委。第一次在炮兵机关会上发言，他显得生疏，几句便咳嗽连连。会后有人嘀咕：“是不是身体跟不上？”王平听见了，暗地里摘录技术资料，连着几周翻阅到深夜。再开大会，他脱稿谈炮兵战术配系和技术革新，语速沉稳，底下嘀咕声消散。
就在这时，邓小平、叶剑英研究决定调整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王平榜上有名。命令一下，他先想到的竟是杨得志：“老杨身体还顶得住不？”临赴任前，叶剑英叮嘱：“武汉形势复杂，部队整顿务必压得住。”王平只回答两个字：“明白。”
7月初，他抵达武昌，却得知杨得志因前列腺炎转入北京治疗，原政委王六生调往工程兵，副司令张震亦调总后。这意味着王平需要立刻挑起担子。庆幸的是原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此时到位，兼任副政委。两人分工，王猛抓思想，王平抓条令，一套组合拳下去，军区训练秩序逐步恢复。
1976年，军委下发加强作战准备指示，武汉军区被列为重点方向。王平抓动员会时语气硬朗：“大堤口子不能开，战备松不得。”部队夜训灯火连绵，江面巡逻艇马达声此起彼伏。那年夏天汉江洪峰来势汹汹，某师官兵24小时在大堤抢险，王平衣衫尽湿蹲在现场，简单一句“继续”，连喝水都顾不上。
到1977年春，杨得志病愈返汉。重逢的当晚，两位老兵默契地没有寒暄，先拿红蓝铅笔圈改作战计划。图纸收拢后，杨得志笑骂：“当年要不把你‘绑’来，今天可没人替我扛这摊子。”王平笑而不答，只提议去江边吹风，两人便并肩走出作战室，背影被微黄的路灯拉得很长。
不久，王平调任福州军区政委，再次起程时，武汉站台人头攒动。杨得志没说客套，只把一个保温桶塞进车窗，那是早已准备好的热干面。警笛拉响，车厢缓缓移动，杨得志的帽檐压得很低，却还是能看见他嘴角微微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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