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的一天,北京西郊细雨微寒。在玉泉山的一场小型座谈会上,久未露面的郑维山名字忽然被几位开国将帅提起,这一幕成了后来数次“为他安排工作却又搁浅”的序曲。
郑维山1915年4月生于河南信阳,15岁参加红二十五军,攻城野战身经百战;抗日时期随一一五师东征西战,三五九旅南下时他已是团政委。1945年晋冀鲁豫大反攻,他指挥之十纵被敌称为“夜行虎”,打太行、过黄河,战绩斐然。1949年建国前夕,他34岁,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正当壮年。
转折出现在1971年1月。李德生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日,郑维山被“暂时离职”,随后被送往安徽白湖农场。“华北山头主义”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却云淡风轻,搬行李时只带走几本《毛泽东选集》。冬夜里农场北风凛冽,他守着火盆默默读书,一读便是几年。
1976年多事之秋接踵而至。周恩来、朱德辞世,唐山大地震震痛全国,9月9日毛主席去世,噩耗连连。农场广播里接连传来沉重消息,守门的战士悄悄告诉郑家人:“老首长两天粒米未进。”那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几周。
1978年12月29日,中南海里一场专题会传出一句话:“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要抓紧解决。”总政随即重新组班子复查,1979年2月通知他先回北京等结论。他离开已八年,车子驶上长安街时,他捧着那几本磨旧的书,窗外灿烂灯火令他有些恍惚。许世友、韩先楚等老友闻讯赶来,许世友大嗓门一开口:“你这一走,让我们上哪儿找人?”
同年秋,关于“华北山头主义”的复查结论彻底推翻旧案,但郑维山坚持先给部队中受牵连的数千名干部正名,自己的事靠后。徐向前得知后,把他叫到家中:“流水不问是与非,总得给你个交代。”郑维山点头:“查吧,我不怕,问题越多,越能证清白。”
1980年10月21日,中央和军委批复的审查结论正式下发,肯定了郑维山的历史贡献。接下来便是重回工作岗位的安排,一连三次意见上报又被突然搁置。第一次拟任职北京军区,两天前还在走程序,突然有人对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说,“郑维山向来有地位观念,闹名利”。第二次、第三次同样走到最后一关又冒出异议。办事人员都摇头,连徐向前都忍不住一句:“荒唐!”
10月11日,杨尚昆请杨得志与郑维山促膝谈心。郑维山笑得很淡:“1954年我被点名接华北军区司令,我三次请朱良才当正职,自愿干副手,闹名利从何谈起?”短短一句,算给质疑者回了底牌。
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随后同声为他发言。李先念的话最直接:“不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他是能打大仗、恶仗的人。”言下之意,以用人观战功论,郑维山一无可挑。几位元帅的背书敲定了最后一锤。邓小平干脆一句:“那就让他去甘肃吧。”
1982年12月,任命电报飞抵兰州:郑维山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已阔别一线指挥十余年的他抵达黄河岸边时,雪正悄落祁连山。兰州军区一度因地广兵分散、补给线长而头疼,他抓战备、练机动、设预案,半年见效。西北瓜果丰收往往成“人情货”,他立命令叫停:“群众有意见,哪怕小事也要理。”一纸文电,下级悄送的特产箱子绝迹。
聂荣臻夫人因病急需冬虫夏草,聂帅秘书打电话求助。按惯例出公文采购轻而易举,可郑维山自掏腰包买了两小袋,亲送到首长家门口。聂帅握手时轻声一句:“礼轻情意重。”这事在兰州军区悄悄传开,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首长是有规矩的人。
五年后,他申请卸任返回北京。第一招待所门口,搬运兵看他只有几只旧纸箱,忍不住嘀咕:“郑司令也太简朴了。”纸箱里装的是几十年笔记、本子和地图,没有一件公家物品。伙食费、水电费、党费,他一样不少,全部结清,这才离开西北。
退休后,他仍关心老区建设。京九铁路规划公布,他同李德生等几位将军联名致信中央,请求线路经过信阳,便利大别山。铁道部后来笑称:“几位老将把铁路拉弯了。”老人听说后只是摆手:“革命根据地需要发展,弯一点算什么。”
2000年5月9日1时10分,郑维山病逝,享年85岁。根据遗愿,骨灰撒在信阳屋脊洼的大青山,他少年时爬过的那块巨石旁,春风掠过,松涛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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