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良 | 遼寧省朝陽唐代孫則墓黃釉武士俑及相關問題|163

遼寧省朝陽唐代孫則墓黃釉武士俑及相關問題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摘要

【摘要】基於圖像的比對，本文認為，遼寧省朝陽市唐永徽六年（655）孫則墓出土的兩件成對鉛黃釉武士俑，當中一件戴虎頭形帽者帽式可追索至佛教八部眾之一的乾闥婆（Gandharva）或執金剛神，祖型則可遠溯古希臘英雄赫拉克雷斯（Heracles）的獅頭帽；而另一件戴句喙鷹鳥形帽的武士俑可能和佛教八部眾之一的迦樓羅（Garuda）有關。

戴獸帽武士俑迄四川宋墓墓門左右石刻武士仍可見到，後者有時身著頻見於毘沙門天（Vaiśravaṇa）像的人字形三叉鎖子甲，透露出戴獸帽武士與毘沙門天像的混融。另外，《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說，做為毘沙門天眷屬的頭戴獅帽的乾闥婆，是來自掠奪人子的惡煞改邪歸正成了保護童子的送子善神，乾闥婆的裝扮正是中國民間小兒為了辟邪而頭戴虎頭帽或足穿虎頭鞋慣俗的原型。

一、孫則墓出土黃釉武士俑

2003年發掘的孫則墓，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區南部，是由墓道、天井、墓門、甬道和墓室組成的磚築弧邊方形單室墓，室長寬各約5公尺，內設棺床。

墓主孫則歷任明威將軍（從四品下）、上柱國（勋正二品），沔陽縣開國公，卒葬於高宗永徽六年（655）。墓雖經盜掘，但仍遺留數十件施罩黃釉的陶俑等文物，當中包括兩件頭戴獸形帽的武士俑，一件高58公分，帽呈虎頭形，另一件高59.5公分，帽作句喙的鷹鳥形（圖1）。 1

以上兩件陶俑的尺寸既和同墓伴出通高約30餘公分的侍俑群，或頭戴尖頂兜鍪的武裝男俑有所區別，並且還在帽和鎧甲塗金，金飾雖多剝落，仍可想像當時的華麗氣派。

圖1　黃釉武士俑

（左）高58公分（右）59.5公分

遼寧省朝陽雙塔區唐永徽六年（655）孫則墓出土

此前，筆者曾以河北省獻縣東樊村唐墓發現的一件頭戴獸帽、腹甲飾人面的陶俑為例，推想其虎形獸帽的祖型有可能是來自希臘神話成就多項功業，在尼梅亞森林與獅搏鬥將擊斃剝下的獅皮纏披身上，以獅頭為帽，手持棍棒的英雄赫拉克雷斯（Heracles）的裝扮有關；而陶俑腹部圓護的人面，也有可能就是希臘神話中，由女妖蛻變成具威懾功能可為護符的美杜莎（Medusa）頭像（圖2左）。 2

圖2a　加彩武士俑

（左）高62公分（右）64公分

河北省獻縣東樊村唐墓出土

但應說明的是，獻縣唐墓除了該通高62公分的獸（獅）帽武俑之外，還有一件尺寸大致相近的戴尖帽或兜鍪的著甲武俑（圖2右），兩陶俑分別置於墓門左右，顯然是自六世紀北魏晚期以來漸成制度的成對具有護衛墓室功能的武士俑。至於朝陽孫則墓，其雖已遭盜掘，陶俑陳放位置難予確認，但從尺寸大小和身著武裝等看來，所出戴虎形獸帽和鷹鳥帽的武士俑應該也是如獻縣唐墓般屬於鎮墓的武士俑。

然而，同屬成對的鎮墓武俑，為何獻縣唐墓會採用一獸帽一尖帽，而孫則墓卻是以一獸帽一鷹鳥帽兩件成組的方式入墓呢？

圖2b　同上左圖局部

觀看考古發掘出土和國內外公私收藏例，可從外觀將戴獸帽、鷹鳥形帽成對的武士俑，區分成施罩低溫鉛黃釉（含黃釉加彩），以及無釉的素燒（含加彩）俑等兩路製品。前者如孫則墓俑，後者素燒陶俑見於河南省洛陽關林（M1289）這座被歸入A型Ⅱ式的帶斜坡墓道的鏟形墓。關林墓（M1289）所出兩件白胎陶俑均高56公分站立於陶板之上（圖3），報告書判定該墓年代在盛唐，即武則天（684–704）至玄宗開元年（713–741）後期。 3

圖3　素燒武士俑（線繪圖）

（左）高56公分（右）高56公分

河南省洛陽市關林鎮唐墓出土

不過，從伴出的陶鎮墓獸（B型Ⅲ式）、馬、侍俑以及武士俑本身造型均酷似高宗永徽六年（655）孫則墓出土的陶俑，看來關林墓（M1289）的年代應可上溯七世紀中期或稍後不久。另外，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底板已佚的一對同類白胎武俑（圖4）的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

圖4　彩繪武士俑

（左）高56公分（右）高56公分

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朝陽孫則墓之外，山西省太原晉陽古城遺址西北方的第一電廠唐墓（M87YD）也出土了兩件報告書稱為「青瓷」，但從圖片看來其實應是高溫白胎上施罩低溫鉛釉的獸帽武士俑殘件，俑唇塗朱，黑鬍鬚，釉上殘存紅彩痕跡。報告書僅揭示當中一件戴虎形帽頭身殘件圖片，殘高24公分（圖5），另一件未報導，但我推測其極可能是與之配對的戴鷹鳥帽武俑。

圖5　青釉鎮墓武士俑頭身殘高24公分

山西省太原一電廠唐墓出土

報告書認為太原一電廠墓的年代在高宗期（650–683）， 4 不過考慮到黃釉武俑或著裲襠的黃釉武官（M87YD:3），以及素燒羊、豬、鷄等均和孫則墓出土同類製品相近，所以也可將該墓的年代框定在七世紀的第三個四半期。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美術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也收藏一件戴鷹鳥形帽的黃釉武士俑，俑身亦有彩繪痕跡。

應該留意的是，無論是素陶加彩，還是施罩鉛黃釉再加飾彩繪甚或金彩的這兩種武士俑，其帽式、鎧甲等服制乃至尺寸均極相近，像是出自同一窯區，使用相近模具成形的陶俑群。不僅如此，這一類型武士俑的鎧甲服制也很有特色，很少見於前述由獸帽和尖頂帽（兜鍪）組成的鎮墓武俑，偶見於洛陽地區唐三彩踏獸天王俑的另一路鎧甲服制。 5

孫則墓的報告書對該墓出土獸帽武士俑的服制有很貼切的描述，茲引用如下：「身著明光鎧，肩部繫革帶相連。披膊呈獸首狀，獸鬃毛豎起。花邊狀短袖口。胸甲分左右兩部分，上面各有一凸起的圓護，項護之下為一圓護，其下有穿過二圓護的縱束甲帶，至胸前橫束於背後，縱帶之下連接花狀護腹。腹部隆起，束黑色革帶，革帶鉈尾盤於身後，下著短袍，袍下有流蘇。下身著緊身，膝蓋處為獸首形護膝，獸口含，小腿綁縛護腿，足穿黑色高腰尖頭靴。」參酌前引臺灣歷史博物館同式素燒加彩俑（同圖4），可知縱帶下所謂「花狀護腹」，其實是頭上兩側帶花式角、嘴露獠牙的獸面。

總之，本文上引諸例無一例外的顯示，在頸護之下設一小圓護的鎧甲形制是生產此類陶俑工坊所偏愛的鎧甲式樣，此表明這類型陶俑應是特定窯區作坊所燒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製品。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於白胎上施罩低溫鉛黃釉或在黃釉上施彩繪的陶俑，並不限於孫則墓般的獸帽武士俑，其造型種類豐富，包括鎮墓獸、文武官和各式侍俑等。唐代黃釉加彩俑的時代集中在七世紀中後期初唐階段，主要分布於陝西西安、河南洛陽唐代兩京地區，但遼寧朝陽、山西太原、湖北孝感甚至南京唐墓也有出土。

儘管目前還缺乏窯址出土標本得以確認這類黃釉陶俑的具體燒造地點，不過小林仁經由各地出土例的胎釉及外觀特徵，推測其產地極可能是在河南鞏義窯或其鄰近地區，但陝西昭陵陪葬墓所見少數標本或來自唐長安城平康坊窯。 6 換言之，小林氏認為其是以鞏義窯一帶為主產地，但不排除有複數窯址燒造的可能性，個人以為這是很有見地的推論。

二、中國區域的獸帽圖像

雖然1930年代發掘安陽侯家莊墓（M1004）所出銅頭盔，有的正面鑄出獸面紋飾，額頭中線為獸鼻，眼和眉在鼻上，鼻下沿為頭盔的前沿，戴上後人臉正處於獸嘴處（圖6）。

圖6　殷代銅冑（線繪圖）

河南省安陽出土

江西省新淦縣大洋洲商墓也有這類正面飾虎頭的頭盔，迄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漆內棺左右側板上方的持戈武士像，有的眼睛兩側另繪圓形大目，像是頭戴獸首假面， 7 但此類獸面銅胄或假面圖像之後音訊杳然，不適合和時代相隔甚遠、本文在此所擬討論的獸帽相提並論。

另一方面，經正式發表的年代最早獸帽陶俑紀年例，見於陝西省西安隋開皇五年（585）施睿墓（M1）出土的兩件騎馬俑。俑泥質紅陶，僅存騎士頭部和馬殘片，騎士一件頭戴尖頭帽，另一戴報告書所稱的虎頭盔，殘高6公分餘（圖7）。

圖7　甲騎具裝俑頭部殘件殘高6.3公分

陝西省西安隋開皇五年（585）施睿墓出土

我們首先應該留意的是，相對於前述河北東樊村等幾座七世紀唐墓，戴獸帽武士均是和另一件頭戴尖頭帽或兜鍪的武俑，兩件成對地置於墓門兩側護衛墓室（同圖2），施睿墓戴獸帽俑雖也是和戴尖頭帽俑共伴出現，但性質上僅是關中地區隋墓常見的甲騎具裝俑，其和鎮墓武俑無涉，而同墓兩件並列陳放在墓門近甬道處的尺寸相對高大（高35.5公分）的鎮墓武士陶俑之造型，則是承襲自北齊鄴城樣式頭戴頂脊起棱，額前伸出沖角的按盾武士俑。

唐代圖像中，也有可以確知戴獸帽者的具體身分者，如做為護衛佛法的八部眾（天龍八部、如來八部）有的就頭戴獸帽。《法華經》〈序品〉或〈譬喻品〉載天龍八部是：天、龍、夜叉、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和摩羅伽等八神，其源頭均來自古印度諸神或精靈而後被吸收納入佛教守護神行列。

不過相對於印度迄今未見成組的八部眾圖像，成組的八部眾目前見於唐代四川石窟浮雕和敦煌石窟壁畫（圖8）；七世紀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亦見此類成組圖像（圖9），因此一說認為成組的八部眾圖像，是依據漢譯佛經而成立於中國的。 8

圖8　法華經變相初唐

甘肅省敦煌莫高窟南壁第321窟

圖9　八部眾圖像壁畫（摹繪）

七世紀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224窟

八部眾之一，在古印度被視為樂神、婚姻和小兒守護神，甚至又擔任飛天角色的乾闥婆（Gandarva）本無冠帽，卻因受到犍陀羅頭罩獅子頭皮執金剛神的影響，也成了頭戴獅頭、身披獅皮裝扮的護法神，而執金剛神的獅頭帽則又是來自赫拉克雷斯像的著名裝扮。後者如阿富汗哈達（Hadda）的塔帕‧肖特耳（Tapa Shotor）寺院遺跡僧院周邊祠堂所見肩披獅皮，手持金剛杵，帶有希臘風面容的赫拉克雷斯像，是融合希臘雕刻和佛教的珍貴造像（圖10）； 9 邢義田教授也很關心這個議題，並稱被吸納入佛教的赫拉克雷斯像容是「變形赫拉克利斯」。10

圖10a　阿富汗哈達（Hadda）的塔帕‧肖特

耳（Tapa Shotor）寺院遺跡僧院周邊

祠堂所見赫拉克雷斯像一世紀

赫拉克雷斯的獅帽裝扮其實也是唐墓獸帽陶俑，如前引河北獻縣唐墓陶武士俑（同圖2）獸帽的祖型。《覺禪鈔》說「栴檀揵闥婆鬼神王，著甲胄，著獅子冠」，敦煌安西榆林窟《彌勒經變》圖中的乾闥婆即呈著甲獅帽造型（圖11）。

圖11　彌勒經變局部唐

甘肅省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

由於乾闥婆同時又是四天王的眷屬（四天王八部眾）之一，此一類型圖像的乾闥婆有的裸露上身、著短、赤腳，身披帶頭和尾的獅皮，獅頭下雙前肢交叉在乾闥婆頸胸處交叉打結（赫拉克雷斯結），整體造型和古希臘陶器上的赫拉克雷斯像有相似處。如果說，包括孫則墓在內的唐代武士俑的獸帽是來自乾闥婆的獅帽，那麼與孫則墓獅帽武士配對的戴鷹鳥形帽的來源恐怕亦需一併釐清，以便提供相互檢證的依據。雖然《舊唐書‧張說傳》載張說上表文中提到「勇士冠鷄，武夫戴鶡」，不免讓人連想到孫則墓的鷹鳥形帽武士俑， 11 犍陀羅佛教雕刻也可見到戴鷹鳥頭冠的王侯石胸像（圖12），但人間勇士或西方貴族裝扮是否可和護法神祇相提並論？很成問題。

圖12 　犍陀羅石雕王侯胸像私人藏

就此而言，同屬八部眾之一的迦樓羅（Garuḍa）即金翅鳥就值得留意。迦樓羅是威力強大的巨型靈鳥，曾因奪走眾神不死之藥，而聲名大噪，是居住在須彌山下層四天下大樹的食龍（Naga）猛禽，是蛇的天敵。

迦樓羅的造型不一，有鷹鳥形、人形帶鳥翼形，或帶翼的人頭鳥身狀，也有如犍陀羅石刻般呈人面帶喙造型（圖13）；新疆克孜爾石窟（第224窟）佛說法圖的迦樓羅也是做此造型，立於乾闥婆上方位置（同圖9）。

圖13 　迦樓羅頭部石刻犍陀羅

二至三世紀

白沙瓦博物館（Peshawar Museum）藏

另外，敦煌中唐時期榆林窟（第25窟）彌勒經變圖中的迦樓羅，則完全人形化，著鎧甲戴鳥翅冠立於戴獅頭帽的乾闥婆後方（同圖11）。將寓意迦樓羅的鳥形盔，以及來自乾闥婆的獅形帽，做為成對護衛墓主的武士俑裝扮，就兩種帽式均來自護法八部眾成員配備的角度而言，應該說是門當戶對的配置。12

除了孫則墓武士俑的鳥頭盔之外，河南省洛陽唐景龍三年（709）安菩夫婦墓出土的一對三彩踏臥獸天王俑，頭戴展翅雀兜鍪，身著明光甲，其中一件胸前兩側圓護飾帶有鳥喙的人面，人面施綠釉，並且為了突顯該人面乃是有著鳥喙，所以還刻意用褐釉點飾鳥喙部位（圖14）。

圖14三彩天王俑及局部

通高113公分

河南省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出土

帶喙人面造型和前引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第321窟，同圖8）或新疆克孜爾壁畫（第224窟，同圖9），甚至做為中亞、中國祖型的犍陀羅迦樓羅石造像相近（同圖13）。

因此，安菩墓三彩天王俑胸前圓護的帶喙人面所寓意的極有可能就是迦樓羅。也就是說，相對於孫則墓武士俑以迦樓羅頭部做為頭盔造型，安菩墓天王俑則是將迦樓羅的人面做為鎧甲圓護裝飾，至於甘肅秦安葉家堡出土的可能是來自河南燒製的三彩天王俑，14 鎧甲圓護所貼塑的鳥頭飾（圖15），也應在迦樓羅於墓葬武士天王俑裝飾的脈絡中予以理解，其和河南安陽隋開皇九年（589）靈泉寺大住聖窟一手持劍，一手倚希臘海神波賽頓（Poseidon）三叉戟的武士胸前兩側圓護（圖16），或前述七世紀期河北獻縣唐墓的戴獸帽武士俑腹部圓護所擬表現的古希臘女妖美杜莎頭像（同圖2），都是唐代鎧甲所受外國裝飾要素影響的考古實例。

圖15 三彩天王俑及局部

（左）高158公分（右）162.7公分

甘肅省秦安縣葉家堡唐墓出土

圖16　河南省安陽靈泉寺大住聖窟武士

隋開皇九年（589）

佛教美術專業的學者大多同意，八部眾像是基於漢譯佛經而成立於中國的觀點。具體而言，其有可能是在初唐期形成於中原地區的圖像，並混淆借用了六世紀後期十神王像。 15

美國伊莎貝爾‧斯圖爾特‧加那德博物館（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藏東魏武定元年（543）《石造釋迦五尊立像》（駱子寬等70人造像）臺座側面及背面所浮雕的十尊神王像，均帶榜題，是判別各神王名稱和像容的重要參考依據。16

據此可知，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始雕於北魏永熙二年（533），完成於東魏武定十年（543）的《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李道贊造像碑），碑座左側面頭戴虎形和龍形帽的兩尊像分別是「獅子神王」和「龍神王」（圖17），而河南鞏縣石窟（第4窟）北魏中心柱下的左側披獅皮帽是「獅子神王」，其右側則是頭呈鳥頭的「鳥神王」（圖18）。17

圖17　《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

東魏武定十年（543）

高61公分寬134.6公分徑83.8公分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18　「獅子神王」及「鳥神王」石刻

河南省鞏縣石窟第4窟

從甘肅麥積山石窟（第4窟）北周前廊正壁龕間柱浮雕的戴獅頭帽的護法像被視為是八部眾之一的乾闥婆像（圖19）既和鞏縣獅神王以及初唐以來的乾闥婆造像相近，筆者也相信前賢所已指出唐代八部眾圖像有的確是參考自六世紀後期的神王像。本文想予提示的是，鞏縣石窟獅子神王和鳥神王並列而坐的圖像配置，正和將頭戴乾闥婆以及迦樓羅鳥形盔的唐代武士俑成雙配對地置於墓壙的構思不謀而合。

圖19　天龍八部浮雕北周

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第4窟前廊正壁

三、唐代戴獸帽陶俑的種類和分布

唐代獸帽陶俑主要見於一般置放在近墓門入口處，尺寸相對高大的武士或腳踏獸俗稱的天王俑。獸帽武士俑的年代集中在七世紀，獸帽天王俑偶見於晚迄八世紀前期的三彩製品。為了便於觀察各樣式獸帽俑的分布情況，以下先針對數量較多、分布也廣的初唐七世紀期武士俑略予分類。大致可分為6型。

Ⅰ型，分2式。Ⅰ1，表施黃釉（含釉上施彩），例如遼寧省朝陽永徽六年（655）孫則墓（遭盜掘）出土俑。兩件成對，著明光甲，一戴虎頭形帽（同圖1a），一戴鳥頭形帽（同圖1b）。Ⅰ2，素陶（含加彩），例如河南省洛陽墓（M1289）造型和組合同Ⅰ1（同圖3）。

Ⅱ型，分2式。Ⅱ1表施黃釉（含釉上施彩），例如河南省偃師貞觀二十一年（647）崔大義墓（同圖20），從私人藏品例可知Ⅱ型也是兩件成對（圖21），著明光甲，一戴虎頭形帽，一戴饅頭形頂兜鍪。Ⅱ2，素陶（含加彩），造型和組合同Ⅱ1（同圖22）。

圖20　黃釉加彩武士俑高24公分

河南省洛陽偃師崔大義墓出土

圖21　武士俑唐代高40.7公分私人藏

圖22　彩繪武士俑高31.5公分

陝西省咸陽禮泉尉遲敬德墓出土

Ⅲ型，分2式。Ⅲ1表施黃釉（含加彩），例如河南省洛陽出土例，所見者造型均呈右手叉腰或持物（物件已佚殘），左手抬舉至肩部高度做施無畏印狀。是否成對不明。著明光甲，戴虎頭形帽（圖23）。Ⅲ2，素陶（含加彩），造形同Ⅲ1（圖24），有的鎧甲上披肩（圖25）。

圖23 　武士俑唐代（出土地不明）

圖24　彩繪武士俑唐代高40公分

河南省洛陽市宜陽縣出土

圖25　武士俑唐代高34.3公分

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藏

Ⅳ型，素燒，例如河南偃師咸亨三年（672）楊堂墓出土俑，兩件成對，著無領魚鱗甲片式袍，一戴虎頭形帽，一戴圓尖帽（圖26）。

圖26a　彩繪武士俑初唐高42.8公分

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北窯鄉出土

圖26b 　彩繪武士俑初唐高43公分

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北窯鄉出土

Ⅴ型，素燒，例如河北省獻縣唐墓出土俑。兩件成對，戴虎頭形帽者，披膊飾獸首，另一戴圓尖帽，兩者均立於片層狀臺座上（同圖2）。

Ⅵ型，素燒，造型細節多元，兩件成對。其中河北省元氏縣垂拱四年（688）呂眾墓俑，一戴虎頭形帽，鎧甲上披肩結節或以如意雲頭形扣具固定在胸部上方，另一戴尖帽，手按帶瘤棍棒，均立於片層狀臺座上（圖27）。

圖27　加彩武士俑

（左）高65.2公分（右）59.7公分

河北省石家莊元氏縣呂眾墓（688）出土

河南省安陽上元二年（675）楊夫婦墓所出兩件武士俑，腰繫帶，一件左手持短棒，另一件右手倚按長棍，前者頭戴虎頭形帽，後者戴細部造型難以從報告書圖版辨識的頭盔，均立於片層狀的臺座上（圖28）。

圖28　加彩武士俑

（左）高57.5公分（右）57.5公分

河南省安陽楊墓（675）出土

將以上分類結合其他唐墓出土類例，可以清楚看出Ⅰ型分布於河南省洛陽、遼寧省朝陽和山西省太原（同圖5）；Ⅱ型出土於河南省偃師、陝西省西安；Ⅲ型見於河南省洛陽；Ⅳ型目前只見於河南省偃師。其中Ⅰ1、Ⅱ1、Ⅲ1式均施黃釉（含釉上加彩）。

如前所述，初唐期的黃釉俑除了個別製品或有可能出自西安地區窯場，其絕大多數均屬河南鞏義或鄰近窯場所燒造。其次，Ⅰ2、Ⅱ2、Ⅲ2三式雖是無釉素燒（含加彩），但造型均和同型黃釉俑大體一致，此表明絕大多數各省區出土的Ⅰ～Ⅲ型俑應是河南洛陽、鞏義一帶窯所燒製而後再輸往各地的。另外，由於湖北省孝感甚至南京亦見初唐黃釉俑，其目前雖未有戴獸帽俑的出土報導，但就河南陶俑的販路而言，不排除日後湖北等地有發現此類陶俑的可能性。

相對於Ⅰ～Ⅲ型俑，Ⅴ和Ⅵ型俑均屬素燒（含加彩），並且均立於片層狀臺座上。披膊飾獸首的Ⅴ型主要分布於河北省，如前引獻縣墓（同圖2）和元氏縣呂眾墓（688，同圖27），邯鄲地區孫信墓亦見出土（圖29）。

圖29　陶獅面冑鎮墓武士俑及背面唐代

高57公分河北省永年孫信墓出土

另外，遼寧省朝陽七道泉子墓（圖30），甚至河南鞏義市孝西村墓（92HGSM1）也可見到造型相近可列入同型式的獸帽俑。鞏義市墓所出與本文分類的Ⅴ型造型相近的兩件武士俑僅修復一件，頭戴虎形帽，披膊飾獸首，立於片層狀低臺座之上（圖31）。

圖30 　武士俑及線繪圖

唐代高54.5公分

遼寧省朝陽七道泉子唐墓出土

圖31　武士俑及線繪圖通高70公分

河南省鄭州鞏義芝田唐墓出土

其虎頭形帽，披膊獸首以及片層狀臺座等造型均和前引七道泉子墓（同圖30）或永年縣孫信墓（同圖29）Ⅴ型俑相近，特別是雙足下踏由中央分瓣的片層狀座的裝飾意匠也和孫信墓俑一致。參酌其他Ⅴ型俑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鞏義墓的該獸帽俑的年代應該是在七世紀中期。

同樣帶片層狀臺座的Ⅵ型俑，主要也是分布於河北省，除了前引元氏縣呂眾墓（688）之外（同圖27），同省正定縣火車站墓、18 南和縣墓、19 定縣南關墓（圖32），安國市梨園墓20 以及南和縣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都有出土。21 另外，河南安陽上元二年（675）楊夫婦墓（同圖28）或山西省長治北石槽墓（圖33）亦見出土。

圖32　加彩武士俑高57.5公分

河北省定縣南關唐墓出土

圖33a 　加彩武士俑

（右）58公分

山西省長治北石槽唐墓（M3）出土

圖33b 　同上線繪圖（邢義田教授繪）

關於河北省出土戴獸帽陶俑的產地問題，其實和著名的邢窯窯址的考古發掘息息相關。如同省正定縣火車站唐墓的紅陶彩繪獸帽俑，或南和縣賈宋鄉唐墓出土包括戴獸帽在內的數十件紅陶加彩俑的產地辨識，就是基於1980年代邢窯址出土標本而得以確認的（圖34）。

圖34　武士俑頭部

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進入二十一世紀，小林仁先生針對河北內丘、臨城一帶唐墓出土陶俑的外觀特徵，以及胎質等和窯址標本的比對，不僅確認同省元氏縣呂眾墓（688年，同圖27）獸帽武士俑為邢窯製品，並且指出1960年代報導的山西省長治北石槽唐墓（M3）的獸帽武士俑（同圖33），和1980年代報導的河南省安陽楊夫婦墓（675年，同圖28）同式陶俑均屬邢窯製品，22 此為卓見。

這也說明了由邢義田教授率先觀察到的山西長治北石槽和河南楊墓出土，手所持握之祖型和赫拉克雷斯招牌棍棒武器有關的獸帽俑，23其實是分布於唐代河北道及其鄰近地區唐墓的邢窯製品。因此，在考慮經由唐代某絲綢之路而傳入中國的同時，陶俑的產地、物流及區域性明器偏好無疑也需一併評估。

總之，本文另擬在此提示幾筆近年所公布可補強陶俑產地的墓葬或窯址出土資料。首先，長治北石槽墓出土的人首魚身俑、雙人首蛇（龍）身俑、匍匐獸面獸以及頭戴尖帽倚棍的武士俑均可在獻縣唐墓24 或邢台威縣唐墓出土邢窯陶俑標本尋得類例（分別是標本135、132、141、70）。25

其次是安陽楊夫婦墓出土的跪坐持箕俑或雙手捧持帶把鳥首瓶的侍俑（圖35），都可在內丘步行街（03NB）邢窯址範圍覓得類似標本（圖36）。

左：圖35　女侍俑高22.5公分

河南安陽

楊墓（675）出土

右：圖36　執壺俑（線繪圖）

殘高9.5公分

內丘步行街遺址另出土了頭戴尖頭帽立於片層狀臺座的持棒武士（圖37），以及頭戴虎形帽的武士頭部標本（圖38）。另外，從河南鞏義唐墓（92HGSM1）獸帽武士的外觀特徵（同圖31），如飾獸頭的披膊、獸帽和武士面容以及在中央分叉的片層式臺座等看來，其有較大可能也是河北邢窯製品，而同墓伴出的報告書所稱雙人首蛇身俑，26 造型因和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27 以及同省唐墓邢窯陶俑大體一致，28 看來也是邢窯所燒製。

圖37 素燒風帽武士俑及線繪圖高60.2公分

河北省內丘步行街邢窯遺址出土

圖38a 　素燒虎頭帽武士俑

殘高12.6公分

河北省內丘步行街邢窯遺址出土

圖38b 　同上線繪圖

（左）殘高12.6公分（右）殘高12公分

另一方面，盛唐時期的戴獸帽武士俑（含腳踏獸俗稱的天王俑）見於三彩製品，其中以西安市灞橋洪慶村韋思謙墓俑的獸帽最為寫實，既呈現前肢垂搭繫結在胸前的所謂赫拉克雷斯節，武士背面還可見到整張完整的由頭到尾的獸皮，獅皮帽的特徵明顯（圖39左）。獅帽俑之外，同墓另伴出一件尺寸相近但頭戴護耳盔的三彩武士（圖39右），據此可知韋氏墓鎮墓武士俑仍然沿襲初唐以來河南、河北、陝西、遼寧和山西等省區部分唐墓，所採行的以一獸帽搭配另一無獸頭飾頭盔或尖帽的傳統入墓模式。

圖39　三彩武士俑唐代

通高86.7公分

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洪慶鄉韋思謙墓出土

從河北省南和縣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合葬墓可知，兩件陶武士俑分別置於甬道東西壁龕，獸帽俑立於東側，與陳設在墓室棺床前方的其他各式陶俑區隔明顯（圖40）。至於腳踏獸的獸帽唐三彩俑見於河南省博物館藏洛陽市出土品，左手叉腰，右手平舉於胸前做執兵狀立於鏤孔的山形臺座上（圖41）。

圖40 　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平面圖

編號1、2為鎮墓武士俑

圖41　三彩武士俑唐代

高80公分

河南省博物館藏

除了以上初唐七世紀前期迄盛唐八世紀前期的戴獸帽鎮墓武士俑之外，另可見到表現現實戰士服制的戴獸帽軍士俑。從目前的資料看來，盛唐期出土戴獸帽軍士俑墓，包括了高規格的皇室墓，如中宗長子於神龍二年（706）號墓為陵陪葬乾陵的懿德太子李重潤墓的彩繪武士俑，肩覆披膊，腰帶下垂膝裙，裙和身甲繪長方形甲片（圖42）。

圖42a　彩繪武士立俑高26.4公分

陝西省乾陵神龍二年（706）懿德太子墓出土

神龍二年（706）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殺韋氏黨羽武三思等人，後因兵士倒戈，為左右所殺，於景雲元年（710）陪葬定陵的節愍太子李重俊也出土了同式獸帽軍士俑（圖43）。步兵之外，還有戴獸帽的甲騎具裝俑（圖44），後者造型和西安區雁塔區月登閣村貞觀元年（627）賀壽墓出土頭帽略殘，但約略可見獸形的騎馬俑一致，可知賀壽墓報告書所稱的「胡人騎馬俑」原亦戴獸帽；29 戴獸帽的甲騎具裝俑也見於隋代開皇五年（585）施睿墓（同圖7），已如前述。個人認為，七世紀初由松贊干布頒布的《賢者喜宴》所載吐蕃戰士隨戰功大小得虎皮袍、虎皮裙或虎皮掛，而以身披完整虎皮，以虎頭為帽的規格最高的吐蕃大蟲皮裝扮，30或許也可在此一脈絡中予以理解。

圖43　武士俑（線繪圖）陝西省定陵景雲元年

（710）節愍太子李重俊墓出土

圖44　陶彩繪虎頭盔甲騎具裝俑

高26公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結論

依據戴獸帽武士俑的型式、出土分布及其產地推定，可以描繪出自產區到消費地的大致輪廓。也就是河南窯場燒製的Ⅰ～Ⅲ型俑除了提供同省區消費之外，也輸往陝西省（西安）、山西省（太原）和遼寧省（朝陽）等地。相對的，河北省製Ⅴ、Ⅵ型俑，既見於同省多處唐墓，也銷往河南省（安陽、鞏義）、遼寧省（朝陽）和山西省（長治）。

過去筆者曾經指出，唐代鎮墓俑中的雙首蛇（龍）身俑常見於山西太原、長治以及河南中北部、河北、遼寧等地唐墓，此表明山西（河東道）、遼寧（營州）、河北及河南中北部（河北道）等地區存在一個內容相近的「明器文化圈」。31 然而戴獸帽武士俑卻無法被規範限定在該文化圈中，因其出土地雖見重疊但也逸離頻見於陝西西安唐墓（京畿道），這就表明唐代鎮墓武士俑無論有無獸帽，終究只是鎮墓武士屬性，非另類區域性鎮墓明器。

就此而言，陝西西安長安縣出土的一件服制、姿態和尺寸等均酷似孫則墓（同圖1）的戴尖頂頭盔黃釉鎮墓武士俑（圖45），應該也是喪家的選項之一吧。

圖45　黃釉武士俑唐代高56.5公分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縣賈里村出土

然而，若說護衛佛法同時也是毘沙門天眷屬的乾闥婆之獅帽只能是裝飾，恐怕也失之偏頗。我們應該留意，佛教神話中的乾闥婆眾原是阻擾人間生子、掠奪人子的惡煞，後來改邪歸正成了保護童子的送子善神。《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卷第十九）說「爾時栴檀乾闥婆大鬼王，並十五大鬼神，神祇冥道，皆來五體投地，白大梵王曰，我等皆捨惡心，護此陀羅尼並童子」。 32 無獨有偶，1970年代陝西西安韓森寨出土的所謂嬰兒俑，內衣上方繞三條結節的綁帶，頭戴獸帽（圖46）。

圖46　獸帽嬰兒俑唐代高10公分

陝西省西安東郊韓森寨出土

將小兒打扮成戴獸帽的乾闥婆狀，同時將見於部分乾闥婆像胸前的結飾重複裹實身軀，正是童子獲得乾闥婆庇護的吉祥保證。相對於古希臘、羅馬皇帝效法赫拉克雷斯戴獅皮帽的裝扮，唐代小兒則是模倣了祖型來自赫拉克雷斯之乾闥婆獅帽，並成了後來中國民間小兒戴避邪虎頭帽或穿虎頭鞋的原型。另外，龐貝城出土的象牙雕小兒像，則是將小兒扮裝成赫拉克雷斯狀，身披獅皮，手倚棍棒，棒上蟠繞象徵豐穰的蛇（圖47），也是藉此裝扮祈求小兒健康和活力。觀察唐代明器陶俑的消費網絡，喪家的取得途徑值得予以關注。以下先談凶肆的物流，其次以個別墓葬出土的戴獸帽或鎧甲飾鳥首的陶武士俑為例，談談其他可能的樣態。

圖47　裝扮成赫拉克雷斯的象牙雕幼童

一世紀高6.6公分龐貝城出土

與遼寧省孫則墓（655）同樣位置於該省朝陽區的唐永徽三年（652）楊和墓，墓主楊和為上柱國雲麾將軍的履歷亦略同孫則。引入注意的是楊和以永徽三年（652）四月十九日薨於私第，並在同年四月二十七日入葬，33 也就是說墓主從亡故到埋葬入墓僅只九天。考慮到該墓出土的釉陶俑是來自河南地區窯場所燒製，而若依據嚴耕望先生所梳理的唐代交通路線圖，則光是自幽州（北京）赴營州治所柳城縣（今朝陽地區）就需600公里，34 因此喪家除非透過當地販售之集結多地葬儀器用和陪葬明器當時稱為「凶肆」的店舖，否則無法想像短短幾天就獲得河南窯區的陶俑。

除了「凶肆」的跨省物流，前述出土有Ⅴ型河北邢窯獸帽俑（同圖31）的河南鞏義市唐墓（GS92M01）的墓葬樣態也值得留意。按該墓出土陶瓷在造型及時代方面可分為兩群，報告書也注意到了這一情況，所以既經由與同省唐墓出土同類器的比較，將該墓的時代定於咸亨三年（672）到神龍二年（706）之間，並提示隨葬品的造型組合有早晚兩群，進而推測此似和夫妻合葬且下葬的時間不同有關。35

問題是，報告書做為該墓年代釐定的標本均限於河南偃師等周邊唐墓所出類品，然而如果依據本文針對獸帽武士的造型區分，則該鞏義市唐墓出土Ⅴ型俑的相對年代，有較大可能在七世紀中期，並且是來自河北窯區所燒製的跨省輸入物，其和同墓出土的另一組具有河南樣式立於鏤空高臺上的武士（M1:44, 45）和文官俑（M1:10, 11）對比鮮明。

由於河南鞏義窯是唐代著名窯場，製品流通販售諸多省區，甚至銷往外國，鄰近窯址的墓葬會出現河北窯區陶俑一事不宜套用凶肆物流，而應慎重考慮墓主當中一人會不會是連同陪葬器物自河北遷葬而來的可能性。

Ⅴ型武士俑之外，鞏義墓伴出的報告書所謂的陶人首蛇身俑（M1:72），或具有特色的模製哺乳子母豬（M1:47），以及立於與Ⅴ型俑造型相近之片層狀臺座上的獅形鎮墓獸（M1:6），也可在河北唐墓或邢窯窯址得見類似標本。出土有在三彩天王俑鎧甲圓護飾鳥頭（同圖15）的甘肅秦安葉家堡唐墓，提供我們思考墓葬明器取得途徑時另一有趣線索。

按該三彩天王俑造型常見於河南地區唐墓，特別是酷似洛陽市唐景龍三年（709）安菩夫婦墓俑，而安菩墓三彩天王俑也於鎧甲圓護飾鳥喙人面（同圖14）已如前述。不僅如此，秦安葉家堡墓出土的幞頭胡人俑也是河南唐墓頻見的俑式，說明其和三彩天王俑均來自河南地區窯場所燒製。

然而，葉家堡墓的三彩鎮墓獸的磚紅胎色既具陝西陶俑特色，其造型也呈現陝西地區樣式特徵，如獸足呈趾爪狀，此有別於河南地區的蹄足，整體造型和神龍二年（706）陪葬乾陵的章懷太子墓三彩鎮墓獸大體一致。換言之，甘肅秦安三彩俑極可能分別來自河南和陝西兩省分。《唐六典》載朝廷「將作監」下「甄官署」執掌之一是「凡喪葬則供明器之屬」（原注「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36

雖然難予檢證，但不排除甘肅秦安唐墓陶俑可能來自兩個管道，其一是造型酷似章懷太子墓的三彩鎮墓獸或來自朝廷下賜的甄官署轄下製品，其次則是自「凶肆」購入的河南產區陶俑，朝廷下賜和喪家自費購入致使出現一墓並存兩個省區製品的現象。

文末，附帶談談唐代以後獸帽武士例。如四川盆地南部瀘縣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陳鼎墓。屬由墓道、墓門和墓室組成的石砌倣木結構墓，墓門左右兩側與門柱相對應一側，以減地浮雕刻兩件成組的持兵武士，均飾獸首披膊，左側武士持弓和箭，右側武士佩劍，雙手持斧，頭戴獸頭盔（圖48）。

圖48　四川省瀘縣奇峰鎮南宋淳熙十三年

（1186）陳鼎墓墓門石刻武士

後者鎧甲上披肩，繫結於胸前，值得注意的是胸甲呈人字形三叉鎖子甲， 37 而此一形式的鎖子甲是四天王當中毘沙門天頻見的鎧甲樣式（圖49），也是唐代四川地區毘沙門天傳統的服制。38 戴獸帽武士與毘沙門天像的混融，見於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保管（原日本島根縣奧出雲町岩層寺舊藏品）的木造托塔、持節、踏獸毘沙門天像（圖50），從像內部墨書可知是日本平安朝保安五年（1124）所作。造像著人字三叉形鎖子甲，頭戴與腹甲獸面同形的獸頭盔，披膊亦飾獸首，胸前二圓護有縱式吊帶，披肩有圓形釦固定在胸前，服制略同孫則墓黃釉武士俑（同圖1）。

圖49a　四天王圖冊唐龍紀二年（890）

印度德里中亞博物館藏

圖49b　同上局部

圖50a 　木造毘沙門天像

日本平安朝保安五年（1124）高210公分

美國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 o s A n g e l e s

County Museum of Art）保管

圖50b　同上局部

注释

1 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唐孫則墓發掘報告〉，收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7-18。

2 謝明良，〈希臘美術的東漸？―從河北獻縣唐墓出土的陶武士俑談起〉，原載《故宮文物月刊》，15卷7期（1997），後收入同氏，《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383-397；獻縣唐墓報告見：王敏之等，〈河北獻縣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90年5期，頁28-33轉頁53。

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王炬等），〈洛陽關林鎮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8年4期，頁552。

4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娟英等），〈山西太原一電廠唐墓出土彩繪青瓷器〉，《文物》，2019年8期，頁80-81。

5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俞涼亘、周立主編，《洛陽陶俑》（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5），頁315，偃師城關鄉出土。

6 小林仁，〈初唐黃釉加彩俑の特質と意義〉，收入同氏，《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272-312；中文節譯載小林仁著，劉晶晶譯，〈初唐黃釉加彩俑的特質與意義〉，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347-360。在小林氏論考基礎上的相關討論見：徐斐宏，〈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中原文物》，2019年2期，頁101-108；林澤洋等，〈南京後頭山唐墓出土釉陶俑群初探―兼論毛氏家族墓的性質〉，《文物》，2022年2期，頁53-63。另外，陳斯雅也對鎮墓獸、武士、文官、男女侍、風帽等初唐黃釉俑做了樣式和製作分類（同氏，〈初唐黃釉俑的樣式與流通〉，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齊東方教授古稀頌壽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頁419-436），但均未涉及本文討論主題孫則墓出土頭戴獸帽和鷹鳥形帽的黃釉武士俑。

7 祝建華等，〈曾侯墓漆畫初探〉，《美術研究》，1980年2期，頁76-77。

8 宮治昭，《像入門ほとけたちのルーツを探る》（東京：平凡社，2004），頁239-240。

9 樋口隆康，〈アフガニスタンの教遺跡〉，收入同氏，《シルクロード考古》，第1卷‧インド‧中央アジア（京都：法藏館，1986），頁255-257。

10 邢義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型藝術中的流播與變形〉，收入同氏，《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58-513。

11 謝明良，〈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故宮學術季刊》，42卷1期（2024），頁9。

12 孫則墓武士俑的年代在高宗永徽六年（655），具特色的鳥形帽強調表現了鷹鳥喙（同圖1右），其造型和洛陽景龍三年（709）安菩夫婦墓等所見腳踏獸三彩天王俑頭戴高尾、展翅表現全鳥形的兜鍪迥然有別（同圖14、15）。學界對於類此展翼鳥形帽多有討論，一般認為其是和波斯、古希臘或祆教有關的帽式，近年的綜合評述見：石渡美江，〈鳥頭冠と鳥翼冠〉，《ヘレニズム～イスラーム考古研究》（2019），頁37-51。另外，也有認為此為佛教金翅鳥即迦樓羅者，此見：楊潔，〈唐代鎮墓天王俑的佛教世俗化因素考略―兼談兩京地區的差異〉，《四川文物》，2009年5期，頁37-42，以及李星明，〈唐代護法神式鎮墓俑試析〉，收入石守謙等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298-303。不過其所論帽式既和孫則墓俑不同，也未說明兩件一對戴展翅鳥帽天王俑彼此之間身分對應關連問題。

13 附帶一提，近年一說認為安菩鎧甲圓護的鳥喙人面或西安東郊月登閣的加彩飾金天王俑圓護的鳥頭飾，乃是受到古羅馬軍士鎧甲以雄鷹為飾的影響。（葛承雍，〈敦煌天王畫細節：胸甲護鏡中的西方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2025年1期，頁15-16。）不過此一想像恐與事實不符。儘管鷹是朱庇特（Jupiter）的聖獸，代表軍團與神的連繫也是軍團的精神象徵，但其都是以象生形的鷹標（Aquila）立於杆狀軍旗頂端，由軍旗手（Aquilifer）持護，未見將鷹首飾於鎧甲之例。關於羅馬軍旗竿上鷹的簡明圖示解說參見：Manfred Lurker著，林捷譯，《鷲と蛇　シンボルとしての動物》（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6），頁95-96。有趣的是，軍旗手往往頭戴模倣赫拉克雷斯的獅頭帽，圖參見：ラヌッッイオ‧ビアンキ＝バンディネルリ著，吉村忠典譯，《ローマ美術》（東京：新潮社，1974），頁317，圖356奧勒留斯紀念浮雕（西元180–190年）《蠻族首領降伏》。以及青柳正規編，《世界美術大全集5 古代地中海とローマ》（東京：小學館，1997），頁314，圖193所收《圖拉真紀功柱》（西元107–113年）〈訓令士兵的皇帝〉。

14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61期（2013年4月），後補訂收入同氏，《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221-234。

15 水野さや，〈中国における八部の像の成立にする一試論― 門賓陽三洞の諸像を中心に―〉，《密教圖像》，20（2001），頁46。

16 金申，〈關於神王的探討〉，《敦煌學輯刊》，1995年1期，頁55-62；八木春生，〈いわゆる「十神王」像について〉，原載《藝術研究報》，21（2001），後收入同氏，《中国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京都：法藏館，2004），頁41-70。

17 宮治昭，《像入門ほとけたちのルーツを探る》，頁276。

18 陳銀鳳等，〈獨特的紅陶彩繪武士俑小考〉，《文物春秋》，1995年2期，頁84。

19 李振奇等，〈河北南和東賈郭唐墓〉，《文物》，1993年6期，頁29，圖3。

2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雷建紅等），〈河北省安國市梨園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01年3期，頁32，圖9之4。

21 辛明偉等，〈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6期，頁22，圖3。

22 小林仁，〈唐代邢窯俑生產及流通相關諸問題〉，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318-326。

23 邢義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型藝術中的流播與變形〉，頁498-502。

24 王敏之等，〈河北獻縣唐墓清理簡報〉，圖版肆之5、4、7左。

25 邢台市文物管理處（李軍等），〈邢台威縣後郭固出土漢唐至金元文物〉，《河北省考古文集》，3（2007），彩版33之5、彩版35之1、彩版24之1。

26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張松林等），〈河南省鞏義市孝西村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11期，頁43，圖20、21。

27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邢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下冊，圖版203之1。

28 例子不少，如劉超英等，〈元氏縣大孔村唐呂眾墓〉，《文物春秋》，1999年2期；李振奇等，〈河北南和東賈郭唐墓〉，頁30，圖14；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魏曙光等），〈河北邯鄲後百家北墓地唐墓M439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24年3期，頁75，圖2等。

29 山東大學考古學院等（高楊等），〈西安市雁塔區月登閣村唐賀壽墓發掘簡報〉，《考古》，2024年6期，頁67，圖14。

30 陸離，〈大蟲皮考―兼論吐蕃、南詔虎崇拜及其影響〉，《敦煌研究》，2004年1期，頁35-41。

31 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原載《藝術學》，14（1995），後收入同氏，《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2-23。

32 小林太市郎，〈童子經法及び童子經曼荼羅〉，《密教研究》，84（1943），頁9。

33 萬雄飛等，〈唐楊和墓誌考〉，收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189-195。

34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5卷‧河東河北區（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1745-1772。

35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張松林等），〈河南省鞏義市孝西村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1期，頁50。

36 謝明良，〈對唐三彩與甄官署關係的一點意見〉，原載《美學美術史論集》，5（1985）第一章第三節，原題〈唐三彩と甄官署との係についての考察〉，後由王怡文、林容伊中譯刊登在《典藏古美術》，264（2014），後收入同氏，《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235-238。

37 瀘州宋墓石刻戴獸頭盔身著鎖子甲的案例另可參見：王文波，〈瀘州宋墓石刻武士「虎頭盔」形象試探〉，《江漢考古》，2021年3期，頁99-107。

38 謝明良，〈卡拉克樣式瓷「鎖子」紋及相關問題〉，原載《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9期（2020），後收入同氏，《陶瓷手記Ⅴ：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頁131-170。

本文刊发于《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五十九期

第8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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