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四川崇宁县的土地改革工作组踏入刘家大院时，人们才第一次看见那位神色恬静的王玉清。她身着旧旗袍，无声地站在偏院门口——没人能想到，这位姿态温婉的女子竟是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比丈夫小整整二十六岁。工作组记录员悄声嘀咕：“她今后怎么办？”王玉清听见了，只轻轻回一句：“日子，总得过下去。”
要弄清她的选择，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39年。那一年，军阀割据的硝烟尚未散尽，川西富户竞相修园筑宅。45岁的刘文彩意气风发，却对先前的三房太太渐感倦怠。听闻崇宁乡下有个二十五岁、尚未许人的姑娘王玉清，他立刻托媒人快马加鞭前往。媒人把刘家的富贵描得天花乱坠，王家父母心动不已，女儿却犹豫不断。可在乡俗与亲情双重压力下，王玉清终究被抬进了刘府。
迎娶那天，川西坝子鞭炮连响三里地，刘文彩不惜重金修建一处新公馆。更让乡邻咋舌的是，他还一次性给王家购置七十余亩良田，王家从此跻身“地主圈”。对二十多岁的王玉清来说，这桩婚事像是一场豪赌：赌自己的青春，也赌刘文彩的怜爱。
起初，她对年长自己太多的丈夫保持距离，但刘文彩几乎事事迁就：赴庙会必让她同行，裁缝进府量体裁衣也少不了她的份。刘府另外三房太太见势不妙，暗生妒意，府内几番暗流。刘文彩一次发病卧床，仍怒声呵斥：“玉清的事，无须你们插手！”这种护短，渐渐熨平了她的戒心。
值得一提的是，王玉清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刘文彩的行事风格。她常劝丈夫“做点积德事”。从1940年起，刘家主动拿出部分租谷，减免灾年租息；又拨银三万建小学校，让周边儿童免费就读。相较于刘文彩早年的霸道，这些举动的确少见。刘府师爷也承认：“太太说话，老爷是真听。”
1948年盛夏，刘文彩旧疾复发，肺病愈演愈烈。王玉清看着满院梧桐落叶，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靠山要倒”的危机。她小声对躺在榻上的丈夫说：“老头子，你若不在，我该去哪里？”刘文彩挣扎着答：“成都那座大独院给你，每年账房拨银一千两。”白底红字的遗嘱，很快盖上大印。
然而局势风云突变。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旧日的公馆和仓库被依法接管。王玉清失去了遗嘱里的一切，只被划出两间平房暂住。她没哭闹，也没拒绝，照例每天清晨拾掇院子，下午去附近织布社帮工换口粮。
1965年，因户口审核，她被送回崇宁老家。昔日地主家的五姨太成了普通社员，扛锄、放牛、挣工分，与乡亲同吃大锅饭。知根知底的老人私下问她：“后悔不？”她摆摆手：“那都是命。”一句平淡，却像锤子敲在旁人心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玉清因“封建家庭成员”身份备受冲击，仓促逃往外婆旧屋躲避。那段荒凉岁月，她常靠缝补旧衣、采药卖钱度日，邻居偶尔听见她念叨：“老头子，当年你可真有本事。”
1982年，政策调整，王玉清获准领取生活补助，每月十八元。钱不多，但足够买米油。她从旧竹柜里翻出一张泛黄合影：刘文彩端坐靠椅，自己站在旁侧，低眉浅笑。那张照片，被她用布包三层，放在枕头底下。
进入90年代，周围人家用上了黑白电视，王玉清依旧点煤油灯。村里孩子问她：“太婆，你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她抬起微浑浊的眼睛，先愣神片刻，随后轻声说：“老头子凶，也怜人。”短短七字，难以解释几十年恩怨。
2003年清明前夕，王玉清重病住院。护士夜里巡房，听到老人含糊低语：“老头子……我来了。”六月，她在病房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二岁。那天，医院档案登记职业一栏填写：农民。没有人再提起她曾经的“刘家五姨太”身份。
王玉清的一生像一条曲折小河：流经富贵、沉入困厄，又悄然归于平淡。从民国阔宅到社队田垄，沧桑巨变尽收其身。有人感叹她命运多舛，也有人说她得享厚爱，但无论旁人如何评说，她始终用一句“老头子”概括过往，是眷恋，是怨尤，更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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