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的重庆天气阴沉，一连几天灰蒙蒙的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市长公馆附近突然多了一队穿便服的武装人员——不归警备司令部指挥，不挂番号，不打旗号。
白天不声不响，晚上却频繁调动。
没几个人知道他们是谁。
更没人知道，这支队伍是杨森亲自布置的“保底力量”，一旦局势失控，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城，也不是打仗，而是带着杨家亲眷和金银细软悄悄撤走。
说起来，杨森这个人，那时候在重庆是个谁也绕不开的角色。
四川人，老军阀，打了一辈子仗，从北洋混到抗战，又从抗战混到了内战末期。
虽然不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但他在四川的影响力，谁也不敢小看。
可他也不是那种轻易就能看透的人。
蒋介石提拔他当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是希望他能顶住解放军的压力。
可杨森心里怎么想的，谁也说不准。
那时候，重庆的局面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川东防线几乎成了筛子，贵州守军一败再败，胡宗南那边更是左躲右闪，不肯真打。
蒋介石急得不行，一边调兵，一边发电报催促各地死守。
可纸上的命令和实际行动是两回事。
胡宗南只派了两个团到重庆，还是在市区里走个过场。
罗广文的部队在南川连续行军几十天，早就疲惫不堪，根本没法打硬仗。
白马山一丢，南川也没守住，罗广文直接撤了回来。
蒋介石气得连夜打电话骂人，蒋经国都看不下去了，劝他冷静点儿，说罗广文要是被逼急了，可能干脆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杨森的态度就变得尤为关键。
他手里有兵，有地盘，又是本地人，关键时刻如果反水，整个西南都要变天。
可是杨森一直没表态。
他既不积极防守，也不主动投降。
每天照常上班，开会，接见来访，一副中立得不能再中立的样子。
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
他清楚，重庆守不住。
更清楚，自己那点兵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这些年“杨家军”早不是当年那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了，大多是亲信兄弟，吃空饷、混日子，真打起来，撑不过三天。
所以他采取了拖字诀。
上面来电就说“正在布防”，下面的部队早就悄悄往川西撤退。
他对蒋介石说“坚守”，对手下说“能退就退”。
一边说要保卫重庆，一边签署城市破坏计划，把九大工厂、两座机场都列入爆破清单。
那时候，地下党已经开始和他接触了。
先是通过鲜英——杨森的亲戚，文化人，口才好。
刘伯承亲自托他去劝，说城破是迟早的事，投降还能保命保家保财。
杨森没拒绝，但也没答应，只说：“我知道局势不好，可要下这个决定，也得讲点诚意。”不多不少，就一句话，什么都没说清，但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紧接着，重庆商会也开始出面。
会长蔡鹤年带着刘邓的亲笔信去见杨森，劝他弃暗投明。
信写得很诚恳，没有命令口吻，只是摆事实讲道理。
杨森把信看了好几遍，没说话。
过了几天，他突然放出一句话：“要保重庆不被毁，得拿三千根金条来。”听着像笑话，可当时没人笑得出来。
这不是为了钱，是在试探。
他想知道，共产党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保住重庆。
他想保自己，但又不敢太快表态。
他既怕蒋介石清算，也怕共产党将来不认账。
刘伯承听说后火了，说：“他不是谈立场，是谈交易。”但转念一想，又不能真的翻脸。
因为一旦杨森被逼急了，那三百吨TNT真要炸下去，重庆可能真就没了。
最后，鲜英和蔡鹤年又去了一趟，带了五千银元，说“余款难筹”。
说白了，就是稳住他。
杨森接了钱，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从那以后，他就不再乱动了。
可他也没真停下来。
他一边继续配合毛人凤的破坏计划，一边私下让人和地下党保持联系。
他在赌，赌哪边会先赢。
赌得很精，算得也很准。
12月初，重庆外围的解放军越来越近。
杨森悄悄撤了。
他没放火，也没抵抗。
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走了。
临走前，他还签了所有的爆破图纸。
渣滓洞、白公馆的枪声响起那几天，他一句话也没说。
几百个被关押的进步人士被秘密处决，他只是说了一句：“我管不了。”
后来，他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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