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英雄三次立功，退伍后因病欠下巨额外债，41岁病死在出租屋|战友|新兵入伍欢送仪式|老兵|老山|见义勇为|长寿区

1997年初夏的嘉陵江边，江水滚滚。一个身影突然扎进冰冷的水里，十几分钟后把两个昏迷的年轻人拖上岸。围观者七嘴八舌议论：“哪儿来的硬汉，这么不要命？”没有人知道，跳江的那位名叫余泽忠——老山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江边的小插曲，很快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却揭开了这位老兵退伍后坎坷命运的序幕。

余泽忠1963年出生在重庆长寿区一个贫寒农家。18岁，他跟大多数乡村少年一样渴望离开土地，而征兵公告无疑是最亮的出路。他被分到兰州军区“红军师”。那一年，他19岁，瘦高，性子直，操着一口地道的川渝腔。班长调侃：“新兵蛋子，别只会瞪眼，枪可不认人！”年轻的余泽忠憋着劲，苦练射击、擒拿，到1985年已是全连名副其实的尖兵。

1985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师”整建制南下增援老山前线。高温、瘴气、炮火，交织成那一代参战官兵最深刻的青春记忆。余泽忠在前线度过了一年又八个月，大小战斗100余次，三次重伤，两次源于抢救战友的瞬间决断。医疗记录显示，他左臂神经损伤严重，右手掌骨裂缝难以复位，两只手臂长度从此不再一致。组织为他记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并授予“战斗英雄”称号。那一年，他22岁。

战争结束后他选择退伍，带着一身旧伤和一本立功证书回到长寿区老家。1988年的重庆，国企转型开始显露寒意，可余泽忠对“找工作”没概念，谁需要帮忙就上一把力。街头一次偶遇，三名劫匪抢走老人救命钱，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对方亮出匕首，他空手夺刃，反剪双臂，动作干净利索。警察赶到时，老人的血压药洒了一地，他掏出仅有的一百元塞进老人手里：“大爷，快去配药。”人群散开，他拎着外套走向人力市场，连姓名都没留下。

没人统计他退伍后救过多少陌生人。当地武装部只粗略写过一份材料：“九次见义勇为，三次受轻伤。”更没人注意到，做这些事的人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元，妻子长期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1997年那次江边救人后，他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浑身打摆子，孩子捧来热水，妻子唠叨：“你又逞强。”他抬手摆了摆，随口一句“没事”。

日子像磨盘，悄悄碾碎退伍军人的锋芒。2001年，他跟随朋友去昆明打工，希望多赚点钱供女儿读高中。刚干两个月，腹部绞痛日甚。昆明医大的诊断书写得冷冰冰：肝硬化失代偿期。听到“终身治疗”四个字，他没吭声，第二天照常去工地搬水泥。两周后被同乡硬拖进病房，才承认痛得直不起腰。手术、输血、药物，医院账单像水位线一样往上窜。家里积蓄花得精光，女儿拿着退学通知信回到出租屋，妻子向亲戚借来五万元，不到一年又全部化作医药费。余泽忠叹气：“别借了，都是窟窿。”

2003年底，他放弃进一步治疗，带着药物和一袋土豆返回重庆。朋友给他在长寿区找了间不足三十平米的老房子，月租五十元。他把墙上那张褪色的立功证书反扣过来：“只能想过去就没劲了。”然而消息还是传到了当年的老战友耳朵里。老山老兵协会迅速联络，短短半个月凑了两万多元，陆续送到他的床头。余泽忠嘴上说“领不了这个情”，下雨天却推着吊瓶往门外迎人，悄悄把零钱塞回对方衣袋。

2004年春天，病情恶化，腹水严重。他清醒时交代妻子：“等我走了，能用的器官就捐出去。”妻子抹泪点头。三月一个阴雨天，41岁的余泽忠在家人守护下停止呼吸。后事极简，一口薄木板棺，坟前连墓碑都没有。埋葬那天下午，一位昔日老连长带着几株迎春花插在土堆前，沉默良久，只说一句：“泽忠，班长来看你了。”

余泽忠的遗爱在后。眼角膜移植成功，两名患者重见光明；其余可用组织送往医学研究所。主治医生感慨：“这种病例签捐献书的不多，他算少见。”至此，一个老山英雄在普通人群中默默谢幕。关于他的资料散见于地方武装部档案、重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公告以及老山老兵协会通讯，碎片加起来，勾勒出一条并不闪光却坚韧的生命轨迹。

有意思的是，余泽忠从未向民政部门申请过优抚增补，即便医药费压得透不过气，他仍坚持“能自己扛就扛”。有战友责怪他倔强，他笑着回击：“我是军人，不是伸手党。”这句话听来豪气，却也道尽老兵群体常见的自尊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