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的北平，城里落了第一场雪。军委十一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举着呼啦圈奔跑，一个身材瘦削的女校长紧了紧呢子大衣，一边用山东口音提醒学生不要滑倒。她就是余慎。许多路过的干部好奇：那不是萧向荣副政委的夫人吗？可校内挂牌写的只有“校长余慎”三个字，旁人若是多一句“萧夫人”，她总含笑摇头。
有人认为她谦虚，事实恰好相反。她骨子里带着“不靠谁”的倔强。1960年军委办公厅急缺熟悉部队教育的人才，几位老同志规劝她回部队：“萧主任事务繁重，你回来帮衬，多好。”余慎抬手挡了挡初夏的阳光，只回一句：“我还有课表没排完。”说完匆匆进了办公室。
时间拨回1916年9月，山东单县一户泥墙低檐的小院，余慎呱呱坠地。父亲为了口粮参军走了，母亲带二女儿去地主家打长工，五岁的余慎被送到巨野姑母家，改名王素卿。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最喜欢的是教私塾老先生磨墨，默背《孟子》，因为念书能够暂时忘掉自卑。
13岁那年姑父家道中落，书要停，余慎急得整夜睡不着。她打听到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免学费还包饭，遂独自去考，行囊只有半块干饼。三年后，她把毕业证压在箱底，悄悄逃离逼婚的姑母家，踏上去济南的火车。站台冷风扑面，她对自己说：“能教书，才算安身。”
1935至1937年的济南，各校课堂里抗日演讲此起彼伏。北大返乡的青年、留日期生把游行照片在宿舍墙上展得满满，余慎听了心跳。卢沟桥炮火响后，她辞掉小学教员职务返回单县，在地下抗日宣传队里誊写传单。单薄的油印纸，一夜可以贴满全城。
1938年1月，余慎冒险穿过封锁线抵达延安，考入抗大四期。课堂里她的课堂笔记密密麻麻，连警卫员看着都头疼。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军委编译科缺秘书，处长郭化若点名要她，因为“写得一手清爽小楷”。谭政的夫人王长德看到这个山东姑娘，直夸“有主见”。
当时的宣传部长萧向荣已28岁，人前热情，实则闷头钻业务。王长德半开玩笑：“小萧，你成天蹲稿堆，不找对象？”萧向荣笑笑没吭声。几次工作对接后，他被余慎的干练吸引，借着交文件的空隙聊起教学法。1939年3月5日，延安窑洞里两面喜字并排贴，一面给王稼祥，一面给萧向荣。
婚后两人聚少离多。1946年底，东北局决定办子弟学校，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任校长，找来余慎筹校。哈尔滨零下三十度，教室玻璃一遇热气就结霜，她带着老师们捧煤炉，用旧报纸糊窗。有人埋怨条件差，她只说：“先把课上好，再谈其它。”
1950年春天，华南军区机关南迁广州。岭南酷暑湿热，孩子们一中暑就发痱子。为了建中南军区第二子弟小学，余慎连跑三天，与地方教委敲定校舍。教室修好那天，她拎着石灰粉亲手粉墙，袖口沾白点也顾不上抖。
1952年，抗美援朝部队子女陆续返国，军委决定在北京扩建十一小学。林月琴举荐：“北方教学骨干里，最能打硬仗的就是余慎。”她接下副校长职务，主抓教学。她提出“学具自制”——算盘、木尺都由高年级学生自己加工，不仅节省经费，还训练动手能力。
1956年裁军，许多教职被分流。组织上考虑到余慎行政经验丰富，调入国务院交通部政治部。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只要需要，我去。”这一年她40岁，重新摸索铁路港务流程，从头学报表代码，有时深夜灯还亮着。不得不说，她对“站住脚”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执念。
1960年，军委办公厅征求意见，希望她回到军队系统挂职。只要她点头，少校、上校军衔都有可能。办公室同事回忆：“文件递到她桌上，她看完笑了笑，随手夹进篇幅厚厚的港口规划案里，再没提。”
文革后期，交通部恢复正常运转，余慎已逾花甲，仍坚持每天七点半到岗，记笔记用放大镜。1979年离岗时，同事起立鼓掌，她挥手：“别叫夫人，余慎可不是打酱油的。”笑声里，她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
1991年1月18日清晨，呼吸科病房窗外阳光微冷。余慎对护士轻声道：“麻烦把文件夹递给老萧。”说完闭眼离世，75岁。文件夹里是她未完成的《中国内河航运干线师资培训提要》，封面左上角写着：“余慎，一九八九年始。”
从贫苦农家少女到部队校长，再到国家部委干部，她始终坚持“不依附”三个字。当年她讲课时喜欢用一句老家俗语：“好铁还要自己炼。”听懂的人会心一笑；不懂的学生起初满脸疑惑，后来也慢慢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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