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5日晚九点四十分,北京西坝河桥下灯影昏沉。两声暗号“我是阿麟”、“我是白桦”在寒风里一前一后响起,仅几秒,守候多时的捕控小组便合围制住了五名苏联外交人员。点燃行动导火索的,是31岁的黑龙江籍间谍李洪枢。

追溯这名男子的足迹,需要回到1967年4月。他自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一头扎进卓索河以北,越境投靠苏联情报机关。甄别期足足持续三年,枪械、格斗、电讯、急救等课程轮番压上。此人不善言辞,却耐得住寂寞,最终被列为“可长期潜回”的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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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5日凌晨,李洪枢携带微型密码本、一次性密码本和显影药品,从额尔齐斯河口潜回新疆。半个月后,他出现在沈阳某工厂,欲接触当年的老同学,却因行迹突兀触动厂保卫科神经。辽宁公安随即布下协查网。6月29日,他在宁安县东站被捕,随身物品堆满铁证。

案子被迅速上报中央。7月1日,专案组在北京集结:李震中将挂帅,时一之少将、吴德、吴忠等坐镇。组员全天陪同,不放过他任何细小情绪。日复一日的“同吃同住”,削弱了李洪枢的敌意。他最初沉默寡言,偶尔一句“能给支烟吗”,已足够让警卫记录半页纸。专案组把这一切汇总给周总理。总理批示:“感化为主,争取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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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线在漫长的对峙里松动。1973年初冬,李洪枢主动提出给莫斯科递送“样本情报”,借此证明仍受控于组织。公安部抓住时机,配套了一整套真假相杂的材料:牡丹江基层党组织名册、佳木斯部队调防流向、某军区司令换防的传闻,真真假假,足够激起对岸的胃口,却又不伤筋骨。

12月27日,莫斯科电报终于落地:“一月十五日,北环东路西坝桥。”暗号、接头时间、交接物品写得清清楚楚。行动进入实战阶段。国安、公安、解放军通信兵三部门混编侦控,影像监控、无线电测向、交通布控全程同步,防止苏联使馆出现突发外援。行动前夜,北京城零下九度,大风裹挟砂砾,谁也没敢懈怠。

接头如剧本翻版。两名伪装成市民的苏方联络员递上旅行袋,内有电台、现金及空白密码本。信号弹升空的那一瞬间,后备车辆被截停,五人悉数落网。翌晨,外交部按照国际惯例宣布五人“不受欢迎”,限时离境。苏联旋即抓捕我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强行驱逐以示报复。但主次成败,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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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汇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连声称“成了”。然而,李洪枢究竟该如何处置?法律层面,他确属叛逃潜伏;情报价值的弥补,又实实在在。几番讨论,最终采用“功过相抵、改造使用”方案:他被秘密改名,安置进北京一家军工配套厂,从最普通的计量员干起。厂里工友只知道新来的李师傅话少、手稳、夜班从不打瞌睡,不清楚他的前尘往事。

七十年代末,他与一位会计姑娘登记结婚,育有一子。户口资料里,出生地一栏写着“吉林省长春市”。他的父母、兄弟仍滞留境外,组织没让他再有任何联系。偶有人问及家乡,他只说一句“都搬走了”,然后闷头干活。八十年代初,李洪枢参与厂里技术革新,因节约大量原材料拿过一次北京市劳模称号,这件事在公安部备案材料上留了一行小字:“表现稳定,可继续观察。”

有人好奇,为何不在媒体公开宣传这桩漂亮的反间谍案例?一位知情干部在内部讲述会上解释:“情报战讲究后手,亮出来就没得玩了。”此后多年,西坝河桥那晚的暗号成了侦查学院课堂里的经典案例,却始终隐去了真正角色姓名。直到数十年后,查阅解密档案的研究者,才在厚厚卷宗末页看见那串熟悉的拼音——“Li H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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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洪枢晚年的资料并不多。2004年,他按照工龄办理退休,搬去昌平一处小院,种葡萄、养蜂,看上去与大多数老工人无异。偶尔有旧日侦查人员登门,他会端茶递水,只字不提当年风波。门口的门牌写着“李晋华”,是他生平用得最久的名字。外人若不知道,谁能想到这位背影微驼的老头,曾在冷战暗流里当过一次关键棋子。

讨论李洪枢的经历,有人唏嘘叛逃的代价,也有人称赞反间谍战术的巧妙。历史档案不会给出道德判决,它只提供事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时代激流中做出选择,跌宕数年后,被更庞大的博弈推向另一个坐标。至于好坏评断,留给后世读者自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