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的晋南雨还没停，陈赓在太岳纵队司令部忙得脚不沾地，电话线另一端却传来一句让他火冒三丈的话：“彭一坤同志，还在旅部。”三个月前就下了调令，如今攻势在即，人却迟迟不到岗，陈赓当场拍桌：“你好大胆子！”
彭一坤拖延的理由其实简单：舍不得离开前线。自1936年参加红军后，他大半时间跟着陈赓转战各地，神头岭、响堂铺、临汾，每一仗都沾了硝烟味。年轻人觉得枪火中磨炼才叫本事，机要处、作战科在他眼里不过是堆文件的地方。
可他忘了，陈赓看重的不是谁端枪更久，而是谁能把十万人马当成一盘棋来下。第一次显露这一点，还得倒回到1938年春天。那时386旅正准备在神头岭设伏。常理推断，两山夹一沟最适合打埋伏，可陈赓勘察后却发现“一山夹两沟”，照样决定伏击。结果利用旧碉堡一战奏功，日军第108师先头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彭一坤当年就在身边，亲眼见识到首长胆大心细的两面，于是对陈赓又敬又服。
战功越多，彭的“打前锋”情结越深。1947年春，他在四纵一个旅里担任参谋，本想趁夏季攻势谋个团长职务，大包袱都收拾好了，没想到纵队司令部一道电报把他“抓”了回去。旅里想留人，彭自己也不想走，于是命令被搁了整整三个月。
“我不愿意。”面对陈赓的质问，彭一坤索性摊牌。陈赓脸色一沉，却没有立刻发火，而是反问：“你知道指挥团营容易还是组织一次战役容易？”彭一坤沉默。陈赓接着说：“仗越打越大，要学会统筹师旅，甚至军团。到我身边，是让你见识、操练真正的战役指挥，而不是让你写简报。”这番话掷地有声，彭一坤低头接令，从此扎根机关。
才适应没多久，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二野第四兵团南下，陈赓让彭带口令奔十三军，命其抽团守马当要塞。待他马不停蹄赶到时，周希汉已率部越江追敌，自称“无兵可派”。彭权衡片刻，干脆转去十四军求援。李成芳痛快点头：“我顶上！”守军很快进驻要塞。表面看彭一坤擅改命令，风险极大，但事实证明决断正确。几天后白崇禧数艘军舰逆江而上，扑了个空。若要塞依旧空缺，后果难料。
消息传到兵团部，副司令郭天民先把彭一通狠批，命他再去催十三军。彭心里没底，只得去见陈赓请罪。陈赓先冷着脸，随后一笑：“懂得首长意图，主动担责，好！关键是守住侧翼，不管哪支部队。”一句话把彭的心放回肚里。事后，周希汉吃掉敌68军大部，李成芳因守要塞同获嘉奖，彭一坤记大功一次。
然而，荣誉并不代表不会出错。豫西追歼战里，陈赓与陈锡联决定双翼平行包抄。彭负责起草电报，本应让周希汉旅打“铁钳头”，却因按驻地顺序排兵，把该旅放到友邻纵队之后。电报发出后，陈赓追到伙房当面点破：“失误可能让敌人从友军方向突围。”彭看着自己亲手写的文电，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原因很简单：忘了“关键点一定要摆到最锋利的位置”，只顾流程，忽略意图。经验再次敲响警钟，他对战役层面的统筹终于有了深刻体会。
进入和平年代，彭一坤被送进军事学院深造，随后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他在南海舰队、海军基地、海军学院等岗位任职，从陆地悍将转型海上将才。学者们常把这一转型视作“跨界”，可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无非是把当年在陈赓那里学到的“大战役思维”搬到了海图上。
许多年后，有记者问他最难忘哪一次被“骂”。彭一坤笑着回忆：“当然是‘你好大胆子’那句。要不是那一吼，我可能一直在团营里打冲锋，学不到怎样组织几十万大军。”他说话时神情平静，却能看出那份敬意仍深植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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