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深秋，南京军区老干部疗养院里，七十二岁的杜聿明倚着藤椅与探望的旧部闲聊。谈到当年缅北撤退，一位副官忍不住问：“孙师长后来在台湾被封‘抗日名将’，您怎么看？”杜聿明沉默数秒，缓缓吐出一句：“他那回是卖主求荣，民族英雄？谈不上。”话不多，却把在座几个人都震住了。
杜、孙二人本无私人恩怨。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是1941年末昆明的远征军动员大会。杜聿明时任远征军副司令，孙立人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他们握手时互称“杜兄”“孙弟”，气氛客气。裂痕的种子，当天其实就埋下——杜聿明开场强调“中央有令，远征为国”，孙立人却补充“也为友军解围”。一句“友军”，让杜聿明多了几分戒心。
孙立人早年并非军人出身。1913年入清华，主修土木，毕业后在美国桥梁公司拿过不错的薪水。1924年山东济南惨案里德兵无端开枪，他站在码头旁亲见华人倒地，当场决定改学军事，随即投考弗吉尼亚军校。有人说他冲动，也有人佩服他的决绝。
杜聿明的轨迹则单纯得多。黄埔一期，北伐、剿匪、抗战一路升迁，性格里透着典型黄埔嫡系的刚硬。“军令如山”四个字，他刻在心里，从不动摇。正是这种思维，让后来“野人山”路线成为他唯一选项。
1942年4月初，日军突袭缅甸中部，仁安羌油田告急。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电报求援。军令部讨论时，杜聿明主张“稳守平推”，孙立人抢着要打急救。史迪威轻拍桌子：“我看孙师长能行。”杜聿明点头，却暗记一笔。
仁安羌一战，新三十八师两昼夜攻下日军阵地，救出七千多名英军与被困平民。伦敦《泰晤士报》连发三篇报道称“东方奇兵”。外界喝彩声越高，杜聿明越担忧指挥权旁落，他跟副官低声说过一句：“打仗不是演戏，别把英国人捧出来压我们。”
胜利没带来喘息。4月下旬，盟军整体溃退，缅北战区满是断路。史迪威认为应全军西进印度重整，杜聿明立即反对：“中央明确要我军回国，不能离滇缅公路太远。”孙立人站在地图前只说三字：“走印度。”双方分歧当夜激化。
5月初，远征军被迫二路分开：杜聿明率第五、第六军穿越野人山，孙立人护送英军与难民向伊洛瓦底西岸撤退。临别时，杜聿明拍拍孙立人肩膀：“好自为之。”孙立人回敬：“务必保重。”表面平静，暗流汹涌。
野人山，是缅北与云南交界的原始密林。热带瘴气、蚊虫、泥沼，再加追击的日军，杜部损失惨重。从5月11日进山到6月初出山，四万余人折损过半。活下来的人形容那段路“每一步踩着骨头”。杜聿明后来回忆：“豹子不怕，怕的是肚子里的痢疾。”
另一边，孙立人部队沿旧公路撤往印度英帕尔。沿途接纳两万多难民，官兵把压缩饼干和氯胺水分给老人小孩。一个排长开玩笑：“咱们像不像招待所？”这支本应精简撤退的部队，越走越壮，7月初到达英帕尔时已达四万人，其中难民就占一半。
数字上的一增一减，让杜聿明极为刺眼。1942年9月，他回到昆明复命，蒋介石并未深究损失，却嘉奖孙立人“护民有功”。杜聿明憋了整整一晚，第二天朝副官说：“拿生命换荣誉没错，可把部队带去给洋人当陪练，还被叫英雄，算什么事？”
远征军溃退后，史迪威着手在印度兰伽筹建“新军”，首批主力正是孙立人带去的新三十八师。美械装备、美式训练，士兵伙食加了牛奶面包。外军教官来观摩时，孙立人风趣地说：“中西结合，凑合用。”这一幕再次传回重庆，黄埔系高层心里五味杂陈。
1945年初，盟军反攻缅北，新三十八师率先攻克八莫。战后记者采访杜聿明，问到这一役时，他摆手：“那是孙立人的舞台，不用提我。”公开场合不争，只在私下牢牢记下“卖主”二字。
抗战结束，孙立人调回东北，杜聿明转赴徐蚌前线，两条轨迹渐行渐远。1949年冬，杜聿明在徐州被俘，随后被安排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特赦时，他在交待材料里重新评价诸多旧部，对孙立人仍写了一句：“战术出色，人品堪疑。”
1975年，台湾“孙立人事件”爆发，岛内媒体把孙吹成“被政治迫害的抗日英雄”。同年探监笔记里，杜聿明听到消息摇头：“他若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年就该一致行动，而不是自成一体。”这一句后来被外界摘录，衍生出“根本不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回到那间疗养院，杜聿明说完批评后，再没补充什么。有人追问，他摆摆手：“历史自有公论。”椋鸟在窗外叫了一声，屋里陷入静默。旁人是非难断，两位旧将的心结，也只能留给时间本身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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