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蒯大富拖着一只旧皮箱，踏上从银川到济南的绿皮列车，全程三十多个小时。车厢里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货样，他一边给坐在对面的推销员让座，一边小心护着装满资料的背包——那是他“下海”第一仗的全部家当。彼时距离他刑满释放不过四年，身上没有银行存款，却怀揣着一种非成不可的劲头。有人问：“蒯工，你不怕再扑腾下去吗？”他把包往怀里一勒，“这条路再难，也比在厂里看温度表有意思得多。”一句半玩笑的话，带出了他此后二十余年的命运转折。
时针拨回到1978年4月19日。就在这天，北京街头还带着料峭春寒，蒯大富却被押上吉普车，结束了短暂的“在家交代”。他是“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这顶帽子曾让不少青年趋之若鹜，如今却成了手铐上的标签。随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后又辗转青海共和县塘格木农场，剃头、种地、放羊，每一步都印证着一句老话：出来混，总得还。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罪、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三项并罚，17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1970年隔离审查之日算起。算下来，他还剩下不足四年即可释放。
塘格木海拔2800米，空气稀薄。蒯大富每天凌晨摸黑出工，夜幕里趴在油灯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监犯人带着几分揶揄说：“你也想当保尔？”他晃了晃手中的书，“不，我就想活下去。”在内地城市恢复高考的喧嚣声中，这句朴素的念头显得格外苍凉，却撑住了他最艰难的四个年头。
1987年10月，刑满释放证书下发。按安置政策，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技术员。厂区一眼望去尽是灰白色粉尘，设备吱吱呀呀。蒯大富领到第一月工资58元，揣进衣兜时，心里发涩——这点钱只够买一双像样的解放鞋。但就在这座偏僻工矿城，他遇见了北大毕业的罗晓波。两人相识不足百日便谈婚论嫁，蒯大富写信开出四条“苛刻条款”：“我坐过牢；以后风波难免；日子会穷；结婚后须调宁夏。”罗晓波回信仅一句：“这些都不成问题。”她真的辞掉南京研究所的公职，扛着行李奔向大西北。婚礼当天，新郎穿厂里借来的灰色中山装，新娘戴一朵人造花，照相馆老板调焦半天也没把背景上的沙丘拍实。但蒯大富笑得很真：“北大人就爱冒险。”
时间来到1992年。全国上下“南方谈话”余音犹在，满街都是“万元户”传奇，青铜峡铝厂却效益每况愈下，职工工资常被拖发。蒯大富坐在食堂咬着半硬的窝头，听见隔壁桌有人议论承包彩电销售摊的暴利，心头一动：不能一直守着车间。翌日，他就拎包请假，直奔山东谈代理电解铝产品。业务没拿下，却在济南大明湖畔认识了几位跑外贸的老乡，“要不一起去深圳看看？”一拍即合。
深圳罗湖口岸，霓虹灯映红夜空。蒯大富第一次被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句标语震住了。临海的水泥柱上贴满招聘广告：懂技术、会英语、干过国企，月薪两千开外。这在铝厂是想也不敢想的待遇。不久，他进了一家中外合资的视听设备公司，头衔副总经理，月薪三千，外加提成。有人私下嘀咕：“这不是运动里最出风头的蒯大富吗？还真混出来了。”他只笑笑不答，夜里在宿舍灯下研究市场报表，十几年监狱加农场练就的求生欲，使他对数字敏感异常。一年后，公司销售额比原计划多出两成，他分到的不止奖金，还有股权。
1994年，他干脆辞职，拉着两位股东注册影音科技公司，主打LD影碟机。时逢家用电器需求爆炸，LD虽终被DVD取代，却让蒯大富在深圳赚得第一桶金。到了1998年，房改刚启，深南大道边的住宅盘一平方米不到四千，他出手买下三套。外人嗤笑：“还囤房？风险大得很！”可几年后房价翻番，租金先一步涌进账上，他才发觉决定并非出于精明，更多是“不想再被生活拿捏”的本能。
而在生意场上混迹久了，难免有人追问他昔日的光环。一次酒桌，有位投资人打趣：“蒯总，当年清华风云人物，现在也成了资本玩家。”他举杯回应：“风云也罢，玩家也罢，都是时代给的台阶，踩稳了就行。”语气平常，却不再锋芒毕露。
妻子罗晓波热衷旅游，常年背着相机奔波在柬埔寨吴哥、秘鲁马丘比丘、芬兰圣诞老人村。每次回深，她只带几盒冰箱贴作纪念，拍拍丈夫的肩膀：“家里房子多，留给打扫阿姨住。”女儿自小在广东长大，英语流利，高考考进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赴澳门电视台当英文主播。亲友聚会，她偶尔被问起父亲旧事，总是淡淡答：“那是他的历史。”母亲在旁补一句：“活到今天就好。”
转眼又是一个春天。广州近郊的某家老年养护中心里，蒯大富穿灰底白格衬衣，端着普洱，看园子里老人练太极。月租上万，他却毫无压力，三套房的租金每天都在银行卡里跳数。“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今天，”他对同屋老友轻声说，“已经很不简单了。”老友半开玩笑：“当年折腾那么大，今天收场不算糟。”蒯大富不置可否，只把目光投向梧桐树影。
细数他的轨迹：1942年生人，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6年成为校园风云人物，1970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正式逮捕，1983年获刑，1987年刑满，1992年下海，1994年创业。这条线索连在一起，恰好覆盖了共和国大起大落的节点：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每一步转向，都与宏观环境暗合，却又带着个人选择的烙印。
有人问他后悔否？他反问：“后悔有用吗？世上没有‘假如’。”对“反革命”这顶帽子，他很少再谈；对“暴发户”这个新身份，他也不热衷炫耀。出席同学会时，昔日同班同学升学、从政、下海各走道路，场面热络却没谁详细追问他的中段空白，似乎所有人都默契地把那段特殊经历视为“历史问题”。有人悄声议论：“蒯大富命硬。”也有人感慨：“终究还是时代的产儿。”
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转身并非无成本。1980年代末，农场同监数人申请改判，手续繁冗，几番波折未果。蒯大富没有加入，理由很现实：“先活下去，比证明谁对谁错更要紧。”这句选择背后，包含着对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权衡。时至今日，坊间仍有人争辩他当年的角色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是“政治狂热”还是“被裹挟”。然而在蒯大富看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讨论已失去意义。
广东的冬夜并不寒冷。养老院灯光透出温暖的橙色，蒯大富合上收音机，耳边音乐戛然而止。三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他有朝一日能手握几套房、女儿前程顺畅、老伴漫游世界，他大概会觉得这像讲评书。但现实就是这样弯弯绕绕地走到了此刻。对于一个曾被17年刑期压在肩头的人来说，“经济无忧”并非炫耀，而是一份迟来的安全感。
他端起茶盏，茶汤温热，窗外树影晃动。没有轰烈的开场白，也没有激昂的注脚，有的只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暮色与灯火。蒯大富轻声说：“我能得到这种结果，很不简单了。”旁人听后不再言语，夜风穿过廊道，吹得灯光轻轻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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