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北京西郊的训练场上刮着冷风。看台一角，穿军装的王猛默默记录运动员的成绩，他摘下军帽，用手背蹭去笔尖溅出的墨点。谁也没想到，这位出身河北盐山县、在抗日硝烟里成长起来的少将，两年后要再次掀起一场“体育整风”。
军队与体育，本属两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却在特殊年代被硬生生绑在一起。体委由总参直接管辖，文件、批示都打着军字头。场地上运动员喊着口令开操，会议室里则充斥官话。“军事化管理”四个大字贴在走廊尽头，墙角的体科所实验仪器却积满灰尘。王猛第一次踏进体委时就瞧见这幕，心里发凉：热闹的只是口号，真正需要的科学、人才却被晾在一边。
王猛1920年5月生，17岁扛枪，1949年时已是纵队政委。习惯了行军打仗的他，对体育行当门儿清零。但周总理一句“猛将办猛事”，把他推进陌生战场。为让这位新兵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中央给配了姚晓程、于步血、陈培民三位“僚机”。王猛清楚，自己若想立住脚，必须先厘清体委的权责。
1972年初，他带着方案去见叶帅，开门见山：“体委既有群众性又涉外事，放在总参，名不正言不顺。”叶帅沉吟片刻，拨通电话请示周总理，随即拍板：“回国务院。”短短一句，改变了体制走向。随后，王猛按图索骥：军代表分批返队，体科所恢复建制，原下放山西屯留的七百多名老教练、科研骨干陆续回京。有人抱怨，“我们是中央派来的”，王猛淡淡一句：“现在撤回去也是中央命令！”这句硬话后来在走廊里被反复学舌，成了体委内部广为流传的小段子。
有意思的是，就在体委秩序逐渐回稳之际，新的暗流又起。1974年春，庄则栋在“首长”授意下，指责王猛“走回头路”。庄则栋彼时三十出头，三夺世乒赛男单桂冠，手腕灵活，口才也快。他上台发言，言辞激烈，一时间掌声交杂。王猛听完，没回一句嘴，却在当晚高烧住院。年底，邓公一个电话：“让王猛回部队静养。”于是，武汉军区副政委的任命电报火速抵达汉口。
转机出现在1976年10月。那一天，北京长安街灯火通明，各部委干部重聚府右街体委小礼堂，话题迟早绕到同一个名字——王猛。分管体育的副总理陈锡联三次动员，部队也点头支持，王猛最终答应“借调”回来。1977年2月，新任体委领导班子挂牌，他依旧穿着旧军装，袖口已磨白。
摆在桌面上的棘手问题是庄则栋。有人拍着桌子建议：开除、判刑，最好一关了之。也有干部担心舆论反弹。王猛沉默良久，最终说出那句后来广为引用的话：“年轻人犯了错，既有主观，也有客观。他是受害者，不是反革命。”随后定调：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监护审查，调山西省任乒乓球教练。
为什么要给出路？王猛列了两条：第一，庄则栋曾在“乒乓外交”立功。1971年4月7日中方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破冰之举即源于他送出那条织锦；第二，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后备培养离不开经验丰富的人才。他摊开文件挥笔写下处理意见，然后按了图章。对他而言，这是一次组织决策，也是一次人格选择。
决定宣布后，场内外议论不少。有人感慨王猛“不记旧仇”，也有人暗自琢磨下一步能否照此办理其他遗留案件。王猛并未逐一解释，他只强调一点：“拨乱反正，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
在随后的几年里，体委重新确立科学训练路线，体科所引进慢动作录像分析仪，运动医学实验室重开。乒乓球项目也因庄则栋的加入，在山西、河北多点铺开基层训练网。资料显示，1979年全国少年赛报名队伍较1973年翻了三番，这一增量，恰好验证王猛当初那句“给出路”。
1987年，王猛奉调南下，出任广州军区政委，重回最熟悉的军营。离京那天，他只带走一只旧手提箱和几本工作笔记。2007年6月29日，王猛病逝广州，享年八十八岁。噩耗传来，体委老同事私下感叹：这位把军人作风带进体育、又把体育精神带回军中的少将，终究以自己的方式完结了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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