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的雪刚停。刘志坚、王宏坤、苏振华打着寒风来到邓小平家里拜年，客厅空荡，一壶清茶摆在桌面。三人寒暄未毕，只听邓小平放下茶杯道：“有事就说，没事就互拜。”不到十分钟，客人告辞。这样的节奏，让刘志坚再次体会到邓小平“短、平、快”的工作习惯，也埋下“日后凡事从简”的种子。
时针拨回1936年秋。陇东高原，窑洞灯影摇曳。刘志坚身着灰色军服，向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敬礼后，表达想回原部队的请求。邓小平微笑着反问：“老呆在熟人堆里，谁替咱们开辟新天地？”一句话把刘志坚说得直冒汗，他立刻表态安心留下。此后，开拓意识成为他行军打仗外的另一件“武器”。
六年后，冀南。1942年10月的大师友村陷入炮火与硝烟。刘志坚右腿中弹，被俘前把文件撕碎吞进嘴里，一张妻子的照片也深埋路旁。第二天，129师前指接到情报，邓小平当即拍桌吩咐陈再道、宋任穷：“一定救人，绝不能让日寇押走！”冀南军区随即布下六道封锁线，三十里内埋伏重兵。20日拂晓，伪装挑柴的战士堵路，刹那枪声四起，护送刘志坚的中队被全歼，刘志坚被抬上担架，脉搏微弱。邓小平看望时轻声一句：“多活一年就多赚一年。”那句话伴随他整整四十年。
1947年9月，陈家寨草场上尘土飞扬，第十纵队成立。刘志坚任政委，几天连夜搞“忆苦思甜”和“三查”，兵味渐浓。刘、邓大军南下之际，大别山黑云压城。蒋介石部署三面合围，要“逼刘邓跳黄河”。何畈村夜半枪声骤起，刘志坚正听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边拉地图边笑道：“向西突出去，拉走几个师，然后过平汉路到桐柏。”刘志坚看了看四周仅十来名警卫，心头打鼓。邓小平摆手：“别惦记我们。”十纵二话不说冒雨突围，成功牵走主力，刘、邓首长则玩了回空城计。
进入桐柏山区后，十纵拉开架势。1948年初，邓县一役歼敌七千；同年夏，与六纵、十二旅协同打响襄樊战役，二万国民党军土崩瓦解。战火间隙，刘志坚常琢磨首长一句口头禅——“敌人必争，我也必争”，两年后这句话在渡江战役前再次应验。
1949年1月29日，商丘。中原野战军宣布改番号为第二野战军。闭幕前夜，刘志坚被叫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递上一张草稿：“去四兵团，跟陈赓搭班子。”随后补上一句：“你做政治工作没问题。”就这样，刘志坚率四兵团一路南下，长江岸边开展“谈水、看水、练水”，打掉畏难心理。4月末夜空炮火映红江面，四兵团首批破浪登陆。半年后广州解放，部队凯旋时，刘志坚却接到调令，进京任军委情报部副部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是总政宣传部长。1964年授勋大会上，刘志坚胸前挂着中将军衔与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衔礼毕，记者追问感想，他只回答三个字：“干好活。”
时间来到1974年9月28日，距离共和国25岁生日仅剩两天。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庆招待会名单，周恩来忽然补上一句：“再加刘志坚一人。”10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出席名单里响亮念出“刘志坚”三字。两天之后，叶剑英约他面谈：“小平同志早有批示，你的工作有两个方向——总政或者部队，任选其一。”
此时的刘志坚，因病休养已三年。听说邓小平如此关心，他按兵家习惯简明回答：“服从组织，哪都行。”叶剑英随即建议他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刘志坚当场点头，调令迅速下达。
不久，他又被召进邓小平寓所。屋内除邓小平，还有张爱萍。邓小平开门见山：“工作要再调整。张爱萍去国防科工委，志坚到昆明军区。”短短一句，没有铺垫，也没有客套。刘志坚领命，拎包南下，心中却明白：一个久病初愈的老政委，得到如此信任，不许有丝毫犹豫。
云南山高林密，边情复杂。刘志坚到任后，提出“边防无小事，政治是大事”，反复跑一线，推行“军政合一、军民合心”的工作法。有人劝他保养身体，他笑着摆手：“只要脑袋没锈，就能顶用。”1979年初，边境防御进入紧张状态，刘志坚亲赴前沿，通宵达旦调兵遣将，确保前后方衔接不断链。
1983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年逾花甲的他仍坚持听学员报告、夜巡教室。老兵们说，刘政委到哪儿，批示里那句“两个方向二选一”的干劲就带到哪儿。
1985年底，刘志坚卸任，把行李一捆，悄然离开机关大院，住到普通楼房。熟悉他的警卫打趣：“首长，您真是说走就走。”刘志坚回头笑笑，“组织需要时，再叫就来。”
自陇东窑洞里那场对话算起，他与邓小平相识近半个世纪。外界常把两人并称，理由无非是战火间的救援、关键时刻的启迪，以及那份历经风雨却未变色的信任。对刘志坚而言，人生的路线似乎总在“二选一”的十字路口，但选择从未让他踌躇：给哪支部队，就在哪儿扎根；派去哪个岗位，就在哪儿攻坚。
1986年冬夜，刘志坚回到故乡湘乡，面对清冷的沩山河，他提到邓小平当年的那封批示，不疾不徐地说：“方向其实不止两个，只要眼睛向着党，条条大路都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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