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广州军区那个气派的大门口,戳着个愣头青。

这小伙子叫张胜,手里死死攥着个信封,手心都出了汗。

信是他爹张爱萍亲笔写的,要交给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

那时候的张胜,满脑子觉得这封信就是海难里的那块浮木。

老爹在北京正遭难,家里早乱成一团糟,临了跟他说:“去广州,找温玉成,我俩熟,有事他能帮一把。”

按理说,这信只要递进去,别说翻盘,起码能讨个人情,日子能好过点。

毕竟两家那是过命的交情,当年都在新四军,一起骑马打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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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张胜自己在团里枪法第一,温玉成以前下连队视察,还拍着肩膀夸过他。

可这孩子哪知道,手里拿的哪里是通行证,分明是个烫手的山芋。

接下来几个钟头发生的事,跟做梦一样,把他那点单纯的想法砸得粉碎,也把那个年月里人是怎么活的,演得太真实了。

岗哨那边的电话通到了温玉成办公室。

张胜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没一会儿,听筒里传来硬邦邦的一句:“温副司令去北京开会了,信留下就行。”

随后,那边让他就在门口候着,说派人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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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挺顺耳,像是公事公办。

可偏偏就在这时候,军区青年部的一位部长路过,两人聊了几句。

张胜顺嘴提了一嘴温副司令去北京的茬。

那部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啥北京啊?

刚还在屋里给我们开会呢!”

那一下子,张胜觉得后背直冒凉气。

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长辈,犯得着跟个孩子扯这种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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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笔账,温玉成心里头早就盘算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的张爱萍,早不是那个威风凛凛的上将,也不是搞原子弹的总指挥了。

前不久,张爱萍找上面汇报工作想回基地,换来的就是劈头盖脸的一句:“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1967年年底,张爱萍就被抓了,关进黑屋子。

裤腰带鞋带全收走,走路得提着裤子;饭是从门缝底下塞进去的;左腿被打折了,那是粉碎性骨折,只能拖着条废腿在地上蹭。

这种时候,张爱萍的信,谁敢碰?

摆在温玉成面前的,就是个要命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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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一:把信接了,拉老战友一把。

代价可能是自己也被打成“一伙的”,官丢了不说,弄不好命都搭进去。

路子二:把门关死,装不认识。

这么干是不地道,也没良心,但在那个大浪淘沙的时候,这是保命最稳的招。

温玉成咬牙选了第二条路。

而且他干得比“不见面”还要绝。

为了把这层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在那通“我去北京了”的电话挂断没多久,一辆吉普车冲到了张胜跟前。

跳下来的不是嘘寒问暖的叔伯,而是几个满脸严肃的保卫干事。

张胜直接被带走盘问。

扣的帽子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军区给张胜那个团打电话,说这兵在温副司令这儿“撒泼闹事”。

这下子,张胜这兵是当不成了。

原来那是全团的刺杀尖子、神枪手,直接被发配到了罗浮山底下的留守农场。

整天干的活儿就是喂猪、劈柴火,下河捞水草,给猪圈铲大粪。

在那儿熬了一年,连农场都不让待了,只能卷铺盖卷回家,后来给塞到工厂去劳动改造。

这事儿看起来,就是个典型的“人一走茶就凉”的悲剧。

要是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咱们顶多骂一句温玉成这人不讲义气。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总在你觉得看透结局的时候,给你来个大反转。

那个为了保命把信拒之门外的温玉成,后来得好儿了吗?

他非但没保住自己,摔得比张爱萍还狠。

就在张爱萍刚被关起来那会儿,温玉成确实风光了几天。

1968年初,因为跟黄永胜不对付,他被调进京城,当上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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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置看着显赫,其实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在这个位子上,当年的“划清界限”并没给他换来多久的安稳。

也就两年光景,他莫名其妙就失宠了。

那时候九届一中全会开完,主席团里头,就他一个人没进政治局。

到了1970年夏天,一纸调令把他踢到了成都军区当第一副司令。

这对温玉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到了成都,哪有什么重用,全是冷板凳。

除了带着机关兵拉练几回,基本闲得发慌。

又过了一年,1971年秋天,温玉成职务被免,直接秘密关押。

这一关,就是整整六年。

当年在芦苇荡里带着队伍打鬼子、也就是那出京剧里的英雄原型,如今被软禁在成都的邓家花园里。

没人管饭,他就饥一顿饱一顿;没人伺候,他就自己扫地浇花。

进去的时候,温玉成是个一百四的壮汉;出来的时候,成了个不到九十斤的干瘦老头。

家里人也没跑掉。

媳妇宋琬明拉着板车,驮着家当被赶出大院,俩闺女想当兵人家不要,只能下乡插队,侄子也被开除军籍赶回老家。

这光景,跟当年张爱萍一家的遭遇,那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现在回过头看,温玉成决定不收那封信的时候,心里的算盘打得精:切断火源,保全自己。

但他漏算了一点:在那个没规矩可言的乱局里,个人的“小心”和“切割”根本当不了护身符。

危险不来自某个人或者某封信,而是来自那个谁也摸不透的政治漩涡。

过了很多年,这两位遭了大罪的老将军在一个会上碰面了。

提起当年那封没送到的信,俩人都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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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谁指着鼻子骂谁,也没抱头痛哭,就是一种过了半辈子之后的无奈。

在那个谁家都可能家破人亡、人人都活得战战兢兢的年月,保命是本能,也是一种悲凉。

大哥别笑二哥,谁也别怪谁。

张爱萍后来复出,又管起了国防科委。

那会儿他都六十多了,一度心灰意冷,自嘲说自己就是片“浮萍”。

还是叶帅一直劝,这位浑身长刺的将军才肯出山。

家里问他啥时候去上班,他说:“那得快点,叶帅在后面拿着鞭子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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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当年在戈壁滩上喊着“再穷也要搞出个响动”、领着科学家弄出原子弹的张爱萍又回来了。

最后那十年,他接着给国家的两弹一星拼命。

而温玉成被审查了好多年,最后上面给的说法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处分。

按大军区副职待遇退休。”

这两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一个脾气臭、爱顶牛,一个小心眼多、想明哲保身。

可在大时代的浪头面前,俩人的命却出奇地像。

张爱萍在黑屋子里数着太阳光熬日子的时候,估计没想过,温玉成有一天也会在那个破花园里数着落叶过下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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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就是那个年代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吧:

暴风雨来的时候,没谁能躲得干干净净。

所谓的“明哲保身”,说白了就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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