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9日清晨，五角大楼前的草坪上阳光刺眼，军乐队正调试乐谱，空气里带着新剪草皮的清香。中国代表团的车队尚未驶入，但美国国防部新闻官已经忙着和摄影记者确认机位。谁也没料到，几小时后，一段跨越四十载的旧事将在这里被重新翻开。
来到大厅时，张爱萍身着深色军礼服，精神矍铄。会谈一开始，他顺势谈到唐三藏取经的典故，说自己此行“就是来学东西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让原本拘谨的气氛松弛不少。午餐休会前，美方安排了一个“简短致意”环节，几名曾在太平洋战争中服役的美国老兵被请到门口。带队军官突然迈前一步，敬了个标准军礼，声音压得有些发颤：“救命恩人，还认识我吗？”
对方的橄榄绿军装胸口别着银色飞鹰，军官帽沿下那双深蓝色眼睛与记忆中的年轻面孔渐渐重合——1943年8月的苏北稻田边，夜雨、焦土、火光，以及那面印着中英双语的求援旗帜一并涌上心头。张爱萍略一踌躇，用汉语低声试探：“萨伏埃？”短促的对答只占几秒，却像一把钥匙，将众人瞬间带回战争年代。
时间拨回到1943年8月20日晚八点。隶属美军第20航空队的B-29“奥列勒女二号”轰炸机完成对日本九州工业区的远程打击后返航。黄海上空引擎突然剧烈抖动，火舌自机翼处窜出。机长萨伏埃下令跳伞，十一名机组成员分四批离机，多人坠入黑夜的海面，再无音讯，仅五人随风飘向中国内陆。暴雨掩盖了降落伞的白色伞衣，稻浪翻腾，金桥村的农民以为天神坠落，关紧门窗不敢出屋。
第二天，赶去割草的老大爷在草垛后撞见两个“红脸怪”。对方着急比划，掏出写着“亲爱的中国朋友”的小旗子。辨认出“对日作战”几个大字后，恐惧转为好奇。民兵模范队随即将五名飞行员秘密安置，并向新四军三师报告。那时，新四军三师师部设在张庄，副师长张爱萍正组织部队清查湖垛据点日军动向。听闻盟军被困，他当即拍板：“人要全救，机件一件也不能让日军捡去。”
紧接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拆机行动展开。二营六连八十余人冒雨急行军，赶在日伪军百余人之前抵达坠机点，激战四小时，打退日伪军数次冲锋，付出四名战士的生命。机翼、弹箱、无线电设备甚至小艇都被完好收走。斗争最吃紧的那夜，张爱萍站在油灯下，给延安和军部连发数电，既报平安，也请示下一步交接程序。
八月下旬，五名飞行员被护送到阜宁县三师师部。环境艰苦，接待却尽力体面：稻草搭的澡棚里烧起热水，灶房临时添了面包炉，阜宁兵工厂特意磨了几把新刀切牛排。奥地利外科医师为他们检查伤情，洪学智陪他们打篮球，吴法宪则教他们唱《在太行山上》。萨伏埃悄悄记下每个人的中文名字，写在破旧飞行日志上说：“将来一定要回来谢谢你们。”
十天后，新四军安排武装小分队护送飞行员南下，穿越日军封锁线，与盟军重庆联络站汇合前往印度。分别时，萨伏埃赠出佩剑，张爱萍回礼缴获的日军军刀。一握手，各自奔赴新的战场。此事随后见诸《新华日报》，在国内外引起不小反响，盟国空军飞行手册里甚至增添了“苏北新四军可提供援助”的温馨提示。
四十年忽而已逝。很多人早已退休或作古，B-29残骸也在沼泽深处锈成土色。1984年的今天，萨伏埃带着老照片与夫人赶到华盛顿，只为亲口说一句“Thank you”。新闻发布会上，他深情回忆：“新四军为保护我们牺牲了四位士兵，那是我对中国人民最深的记忆。”温伯格翻开张爱萍带来的旧相册，黑白胶片定格的舞步、篮球赛、篝火旁的合唱，让记者们连连按下快门。
漂亮的叠影背后，是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次并肩作战的见证，也是中美军事交流史的独特注脚。发布会结束，美方军乐队临时更改曲目，奏起《老友进行曲》。离场时，萨伏埃再次举手敬礼。张爱萍没有回礼，而是伸出双臂拥抱了这位已入暮年的飞行员。掌声散去，走廊里依旧回荡着铜管乐的尾音，像极了1943年稻田边那晚狂风夹杂的雨声，又像此刻美国东海岸的温柔海风——过去与现在，在这一刻静静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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