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日头正毒。
山西汾阳的路面上，一队车马正如火如荼地赶路。
车上坐的是贺龙，他这趟是要往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赶，去参加那场定乾坤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路过汾阳地界，车轮子却停了。
贺龙特意让人把正在当地负责招生的中学队队长给叫到了跟前。
贺老总没绕弯子，张嘴就问：“这摊子事，你们来了几号人？”
队长站得笔直，大实话脱口而出：“报告，就四个。”
按说呢，手里握着千军万马的大区级首长，哪有功夫管这芝麻绿豆大的招生琐事？
派四个人去跑腿，在旁人眼里，这安排挺妥当，挑不出理来。
谁知贺龙一听这话，脸当场就沉了下来，那股子高兴劲儿全没了。
语气里带着火药味，批评的话直接砸下来：“四个？
这也太小家子气了！
力量得往上加！”
话锋一转，硬指标跟着就来了：“我看这一回在晋中，少说也得给我拉起一千个学生来。”
从四个人这“小米粒”，一下子跨到一千人这“大西瓜”，这中间的账，一般人算不明白，可贺龙心里那把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这一年，咱解放军的队伍那是滚雪球一样壮大，总兵力冲到了280万。
前线战场上，那是压着国民党军打；大后方呢，延安被胡宗南占了一年多，到了4月22日，也终于物归原主。
局势一片大好，大伙儿眼珠子都盯着地图，算计着还能吃掉多少个师，还能打下几座城。
可偏偏贺龙想得更深一层——地盘打下来了，以后谁来管？
哪怕把日历往前翻三年，咱们也能摸着贺老总这套思路的根儿。
那是1945年8月，抗战眼瞅着胜利了，大反攻开始。
一听这话，贺龙那乐呵劲儿，比歼灭敌军一个团还足。
可好景不长，坏消息紧跟着到了：敌人的大部队正在反扑，眼看就要兵临城下。
这时候，摆在桌面上的是个两难的局：是死磕这座城，还是保这群娃？
这题太难了。
按打仗的规矩，那是寸土必争。
可贺龙愣是没按常理出牌，拍板做决定的样子斩钉截铁。
在他看来，那砖头木头堆起来的城池，丢了回头还能抢回来；可这几百个读过书、明事理的生力军要是散了，或者被对面拉走了，那损失可就没法估量了。
这笔账，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宝贝疙瘩！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这么个奇景。
贺龙不光自己跑去学校做动员工作，还特意点名让彭德怀的秘书彭德（那会儿是随营学校副校长）负责断后掩护。
结果呢？
城，确实让人家占回去了。
可人，一个不少全带出来了。
这帮学生跟着队伍东躲西藏，到了10月份，在离石县大武镇扎下了根。
师生们强烈要求改名，原来那个拗口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正式挂牌成了“贺龙中学”。
校长谁来当？
贺龙自己顶上去了。
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为啥到了1948年，贺龙一听“派了四个人招生”，火气会那么大。
这哪里是办学堂，分明是在给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储备“大脑”。
1948年8月这趟去西柏坡，路过离石的时候，贺龙先见着了老部下李井泉。
李井泉跟贺龙那是过命的交情。
早年长征那会儿，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碰头，李井泉就调过来当了师政委，成了贺龙手下的得力干将。
抗战时又是老搭档。
这会儿，他已经是晋绥军区的政委了。
老战友碰面，没扯那些有的没的，贺龙开口直奔主题——“人”。
他跟李井泉交底：“这一片大革命时期就有咱们的党组织，学生娃多得很…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拢起来。”
他还特意叮嘱：“得让这边的贺龙中学赶紧腾出手来，去晋中平原上大张旗鼓地招生。”
李井泉那是多通透的人，一点就透。
当场拍胸脯：“老总放心，这事交给我办。”
贺龙乐了：“那就劳驾政委同志多费心了。”
这句“费心”，分量可不轻。
当时的晋中刚打下来，乱麻似的一团事，能把招生提到这个高度，说明俩人在大方向上的判断那是严丝合缝。
李井泉办事雷厉风行，前脚刚答应，后脚就派了那个中学队队长去汾阳打前站。
紧接着，就有了开头那一出。
贺龙路过汾阳，一听队长汇报说只有四个人在忙活，他的火气不是冲着办事的人去的，而是冲着这种“慢吞吞、按部就班”的老黄历节奏去的。
在贺龙眼里，天都要变了，做法能不变吗？
他给那位队长摆事实讲道理：“眼瞅着全国胜利就在前头，全中国都要解放了…
晋中这些县城都拿下了，大批的知识青年正等着参加革命、等着学习…
咱们的手脚为什么不能放开点呢？”
这话算是点到了骨节眼上：解放全中国，光靠枪杆子占地盘不行，还得靠笔杆子搞接管。
打仗拼的是胆量，可进城接管、建政权、搞经济，那得靠肚子里有墨水、手头有技术的专业人才。
如果说1945年的“弃城抢人”是为革命留火种，那1948年的“千人招生”就是给新中国大厦打地基。
所以他才下了那道死命令：“少说也得招一千个。”
末了，他还补了一句狠话：“任务必须给我漂漂亮亮地完成，等我从中央开完会回来，是要来验收的！”
有了贺龙这把尚方宝剑，西北军政大学那边动了起来，专门在汾阳设了个招生办事处。
这一波操作的“后劲”，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慢慢显露无遗。
翻翻后来的档案，在大武镇办学那阵子，贺龙中学前前后后培养了三千多名学生。
这帮人后来去哪了？
大部分成了建设新中国的顶梁柱。
这里头，当到军级以上干部的有7个，地师级以上的有74个，县团级以上的更是一百多号人。
要是当年贺龙在汾阳觉得“四个人招生也凑合”，那后来这支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规模怕是要缩水一大半。
1948年10月，贺龙开完会离开西柏坡。
到了12月回延安的路上，他又专门绕道兴县、包头、临汾视察。
每到一个地儿，张嘴必问招生怎么样了。
后来，照着他的规划，贺龙中学搬到了临汾，跟陕甘宁步兵学校合到一块，挂牌成了西北人民军政大学。
这可是从“游击队办学”到“正规军校”的大飞跃。
回过头来琢磨，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统帅，跟一般将领的差距，往往就藏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拍板瞬间。
普通的将领，眼里盯着的是兵力多寡、火力强弱、山头高低。
他们算的是“战场账”。
像贺龙这样的战略家，眼睛看向的是十年、二十年后的国家大计。
他算的是“人才账”。
战场上的账，打赢了就能抹平；人才上的账，那会儿要是没算明白，几十年都补不回来。
1985年，正赶上贺龙中学建校四十周年，方山县第二中学把“贺龙中学”的校名给恢复了。
这一刻，距离那个“弃城抢人”的惊人决定，整整过去了四十年。
当年那些被视作“心头肉”的宝贝疙瘩，早已撑起了这个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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