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4日深夜，成都近郊的细雨里，西南局机关灯火通明。值班电话骤然响起，里头传来川西军情：“各路土匪集结，恐有大动。”话音未落，桌旁的邓小平已起身布置兵力。他一句“剿匪是当前第一要务”，给西南大后方蒙上的阴影划出了一道清晰决断。
解放刚过百日，西南的局面远非太平。蒋介石败退时故意把大批散兵与地头蛇糅合，留下“反共救国军”“川康边游击支队”等三百多股悍匪。粗算一下，枪口下聚成四五十万之众，山沟寨堡星罗棋布，川西成了隐患密布的迷宫。要想把和平建设推上正轨，先得把这些穷凶极恶的乱匪连根铲除。
此刻担起重任的是60军。该军从东北千里转战至西南，血战山城、围歼残匪，已是疲惫不堪，但命令就是命令。军中有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副营长赵希荣，东北老兵，爬雪山过草地，手上还有解放大西南时落下的旧伤。在同僚眼中，他能打也懂政治夜校课，算是前途看好的青年军官。可谁也没想到，他的胆气会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崩塌。
当天黎明，538团3营8连奉令由何家场奔袭回崇庆。队伍刚踏上二江桥，前后山坡忽地枪声炸响。黄光辉麾下数百名土匪分三面压来，竹林里乱枪如雨。形势瞬间逆转：我军开阔地无险可据，对面借屋檐碉楼架机枪。按照训练，副营长理应组织火力突击，护送大部渡河。可赵希荣却慌了神，他扯着嗓子喊：“别打！交枪谈判！”
连长秦国泰愣住，警卫员更是满脸疑惑。土匪头子隔河高叫：“弟兄们别抵抗，放下枪就有饭吃！”赵希荣竟回一句：“好，让我和你们首领谈。”有人见他把驳壳枪塞进怀里，转头要求写降书。队伍一时陷入混乱。秦国泰把手一挥：“兄弟们跟我打！”零星火力顶住了匪徒第一轮冲锋，可敌众我寡，撤不掉，援也未至。六个小时里，二十四条鲜活的生命倒在血泊，秦国泰重伤，剩余战士才撕开缺口，绕山十余公里退回县城。赵希荣呢？带着一个排灰溜溜举白旗，被匪徒簇拥着消失在暮色中。
副营长的投敌当晚就传到川西军区。副司令张祖谅怒火中烧，却仍按程序电请西南军区。电话接通，贺龙正在指挥部里点烟，打火机划了三次没着火，他的声音透着寒意：“杀，一定要杀！我们流了那么多血换来的军旗，不能被这种人玷污！”
成都方面马上电召军法处备卷。与此同时，更大的阴云压向崇庆。大年三十前夕，黄光辉、李泽儒、余海如三股匪众合计四五千人，裹挟上万名不明真相的乡民，誓言“攻下崇庆过大年”。县城防御仅两个连、一个工作队，弹药捉襟见肘。城墙上，一门铁炮连射十几发，火星四溅；机枪手双手冻得发紫，依旧死死扣着扳机。敌人鼓噪“刀枪不入”，却被弹雨撕成血雾。坚撑两昼夜后，540团一、二营星夜急行军赶到羊马场，一头撞上敌侧翼，火箭筒砸断了匪军指挥链，崇庆之围遂而解。收尸清点，战友血染戎装，400余匪死伤，150余人束手就擒。
2月21日清晨，仁义镇再起硝烟。540团在竹海包围“四爷子”与刘精本部。班副小陈翻过矮墙，忽见一张熟面孔——蓬头垢面，却正是赵希荣。他缩在草堆里，双手抱头，嗫嚅着：“我是被逼的……”战士们怒从心起，当场将其绑赴重庆。
到七月，军事法庭调查完毕：赵希荣投敌有据——临阵弃指挥、胁迫部队放下武器、引敌屠我官兵。法庭宣判死刑，7月15日清晨，北教场枪声响起，尘埃落定。多数旁听的官兵面沉似铁，却无一人同情。
这桩案件震动甚广。西南军区连夜下发通报，强调“政治防线不可松懈”。各部队随即掀起自查，连以上干部逐个对照，补课洗脑，边作战边整训。对基层小分队严了夜岗制度，加强兵民联防；对投诚的散兵及误入歧途的青壮，提出自新宽大，敢顽抗的坚决围剿。剿匪手段也有调整——过去化整为零，如今改成集中优势兵力合围；炮兵、工兵、政工三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举。
这一年里，川、滇、黔、康四省步炮声不断。到1950年底，西南地区累计歼灭匪特八十五万余人，缴获火炮七百九十余门，枪支四十余万。黄光辉等悍匪悉数伏法，被俘者不少在感化后归乡垦荒。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用“气象为之一新”评价这场鏖战。
赵希荣的名字最终定格在军法处档案里。对西南剿匪官兵而言，那个在俘虏堆里发抖的身影是一面反面镜子：纪律之弦一旦松懈，后果不堪设想。贺龙那句“杀，一定要杀”，重若千钧，既是震慑，也是警示——光复不等同太平，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还要为人民的安宁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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