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末，石家庄北部行唐县某公社召开“清算大会”。临时搭起的席棚下，几十张木凳吱呀作响，一位头发花白的农民低着头站在当众批评台前。会上念到“破坏集体资产、损失一头毛驴，赔偿二百三十元”时，人群爆发出嘈杂声。二百多元，等于这个家庭七八年的口粮钱。那名农民的名字叫高如意，三年前他还是公社里出了名的“好把式”，可如今却被指成了“集体罪人”。
事情并不复杂。1963年春耕，一头公养驴夜里挣断缰绳跌入水井，被发现时已经憋死。公社干部当场记录为“意外”，没人深究。两年后，形势骤变，某些人翻出旧账，硬说高如意看管不力，还添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大帽子。赔钱只是第一步，“抄家、卖猪、捆走人”成了台下起哄的呼声。场面火药味十足，连邻近生产队的孩童都好奇围观。
被围在中央的老人一遍遍解释：“那驴是夜里自行挣断绳，真不是我弄死的。”话没说完，就被人喝止：“少废话，拿钱！”原本安静围观的妇女也嘟囔起来：“要不先把他家的黑猪牵走抵数。”高如意年近五旬，胳膊上还留着战争时的弹片，连抬手都疼，如今要让他眼睁睁看着家当被搬空，他也只能干瞪眼。那一刻，他明白：再不开口，日子就彻底没路了。
夜里，他摸黑点灯，展开一张微微发黄的信纸。没有客套，只写了简短数行：汇报自己在1949年长江南岸先登、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以及目前遭遇的不公。信封收件处，他直接写：“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同志亲启”。写完，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多年打仗练就的字迹依旧有力，却因为颤抖留下几滴墨点。
几天后，北京，8月10日清晨，中央办公室一名机要员将这封标注“特急”的来信送到领导案头。邓小平读完立即批示：“河北省委调查处理，高如意属我军特等战斗英雄，务必妥善解决。”批示落款：“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随信一并寄出的，还有他亲手写给高如意的回信：“老战士，身体要紧，其他问题由地方党委解决”。不到一周，这份文件已放在河北省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再说回行唐。得到通知的地委干部火速赶到。村口土路上，一顶吉普卷起尘土。干部跳下车，先找公社负责人核实，又到队部翻阅1963年的记录。事实很快摆在眼前：毛驴死亡确系意外，没有任何“破坏”证据。当天傍晚，庄稼地里传来敲锣声，公社重新开会，宣布取消赔偿和所谓“破坏集体”罪名。台下几位起哄最凶的人低着头，谁也不敢乱嚷。
“邓副总理的亲笔信，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人小声嘀咕。那晚，整个村庄鸦雀无声，再没人敢围到高如意家门口。第二天清晨，几位年轻社员挑着豆腐、鸡蛋上门赔礼，还赔了麻袋玉米。高如意笑着摆手，只收了一碗自家磨的高粱面当“象征”。他不习惯摆功臣架子，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去的事翻篇，各干各的活。”
可高如意的身份被彻底揭开，关于“渡江第一人”的故事才在村里炸开了锅。1949年4月21日午夜，解放军第136团3营7连奉命为先锋抢滩，他率五班登上“海州号”木帆船冲在最前。敌炮落水，碎片撕裂他肩头，他依旧一脚踩住舵柄指挥弟兄们划水。船身被打穿，他干脆高喊：“跳江，游过去！”一句话救了全班。凌晨时分，他第一个摸上南岸，击溃一处机枪堡。次日拂晓，南京卫戍司令部电台已陷入沉默，渡江战役胜利的号角响彻东南。
功劳簿里写得清楚：特级战斗英雄，全班一等功。1950年南下工作团慰劳，他谢绝留京治疗，理由只有一句：“老母在家，得种地糊口。”1955年全国裁军，部队再三挽留，他依旧复员。那一身伤疤、那枚嵌在肱骨里的弹片被他当作“战场纪念”，连随军医院的主任都劝：“拆出来吧，省得老疼。”他摇摇头：“省下床位给更需要的同志。”
村民们这才后知后觉，之前被他们逼到墙角的，是共和国一等功臣。有人悄悄议论：“咱们可闯大祸了。”而高如意却照旧蹲在地头垅沟里薅草，遇见自家牲口耕不动，还乐呵呵帮邻里架犁。他把日子重新过回战前——清晨鸡鸣起，日落归。一些想补偿他的人送来烟酒，他婉拒：“给我几把麦种更实在。”甚至有人提议为他修砖瓦大院，他也摆手，说泥草屋挡风就行。
1970年代后，乡里逢年过节会有民政干部上门慰问，他每次都把慰问金折成小纸包塞到公社学堂的窗缝，留给贫困学童买铅笔。那双被火线硝烟熏黑的手掌，如今握的仍是一把老镰刀。老人常说：“打仗是为让老百姓过好，不能回头再给老百姓添麻烦。”话不多，但句句掷地。
多年下来，他的臂伤越发严重，雨天疼得睡不着，也不肯向公社卫生所报销止痛针。1996年，原136团几个老兵在吉林搞聚会，特意给他买卧铺。上车那天，他却把票换成硬座。同行的战友心疼地问：“老高你又何必？”他咧嘴一笑：“硬座便宜，能剩几个钱给老伙计带礼物。”
2007年1月26日凌晨，高如意因旧伤并发症在村中病逝，终年八十六岁。出殡那天，寒风刺骨，全村男女老少自发列队送行，没有锣鼓、没有挽联，只有一顶用农家麦秸扎的小灵棚。走在最前面的老支书哽咽一句：“英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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