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9日零点过后，平潭岛北端的那座灯火稀疏的雷达站里，值星员李大勇把耳机往下一挪，伸了个懒腰。冬夜潮湿，冷风顺着窗口往里钻，机器嗡嗡作响，他却不知道，就在数十公里外，几条人命已经化作无声血迹。
电话铃突然响起，“马上进入一级监视”。对面是福州军区空军前线指挥所，一向沉稳的报话声透着紧绷。李大勇一愣：海面出了事？
时间拨回到前一晚。1月8日23时许，马尾军港开往霞浦的小艇在漆黑海面滑行。艇上十人，其中七人沉睡，另外三人却故意压低声音交流。领航员吴文献递了一句：“动手吧。”轮机兵吴加珍、吴春富把枪口举起，仅几秒，艇长甘久郎倒在驾驶台，紧接着船舱内传来闷响——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接连遇害。七条生命就此定格。
作案后，小艇熄灯挂白旗，直奔国民党军把守的马祖岛。波浪翻涌，三兄弟却自认为找到了通往富贵的捷径。
这三人同乡同姓，同在沿海守备师服役。平日里打着“战利品管理”的幌子，暗中倒腾物资。有人提醒他们收敛，吴文献只是笑：“横竖迟早要走，钱弄到手才要紧。”他们收听敌台广播，幻想台湾“高薪高房”的日子，久而久之，叛逃念头越陷越深。
机会终于来临。运货的小艇必须通过马祖外海，按规矩全程熄灯、无线电静默。艇上一片黑暗，枪声就藏在黑暗里。一切如他们计划般顺利。
1月9日凌晨，马祖守军发现小艇，见白旗便示意靠岸。吴氏三兄弟被裹上彩带拍照，岛上政战官员兴奋得搓手：“好材料，今晚就送台北。”第一架C-47运输机落地时竟因跑道泥泞擦伤机翼，临时换成HU-16水陆两用机。吴文献等人心急，登机前还催促：“动作快点，省得夜长梦多。”
与此同时，叛逃消息已沿作战电话线直达北京。凌晨1时许，周总理批示——有利就打，没有把握不勉强，但绝不能吃亏。话语不多，却点明原则。
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诚连夜布置：歼-5两机、歼-6两机，分列平潭、莆田机场待命。歼-5虽是亚音速，可机动灵活；歼-6速度快，负责顶空缠斗。曾幼诚担心被国民党监听，干脆敲击报话机按钮，用长短节奏当暗号。
雷达屏幕上波纹闪烁。凌晨三点、五点、七点，岛上没有任何起飞迹象。午后12时11分，HU-16终于冒出光点，好像一只迟钝的海鸥。敌方先放出PBY巡逻机探风，三次佯动后，没有发现我方战机，便通知“立即起飞”。
福空指挥所抓住瞬间，四枚红色信号弹划过跑道，李纯光、胡英法驾驶歼-5弹射升空，紧跟其后的是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对讲机里只有短短一声“保持无线电静默”。
李纯光一路加力，机鼻迎面是刺目的海光。15时51分，僚机胡英法首先捕捉到敌机机影，他将准星压低，七八百米处扣下扳机，炮弹划出火线，偏了。HU-16飞行员猛压操纵杆，企图贴海面滑行。岛上指挥台急报台北：“遭空中拦截，请支援。”
可他们等不到援军。原先两架F-100已被歼-6拖住，调头无望。第二轮进攻，李纯光切入右侧，炮口喷火仍未命中。敌机发动机发出刺耳啸声，黑烟滚滚，却仍勉强维持高度。机舱里的吴文献吓得脸色惨白，他抓着座椅大喊：“快！飞低点！”
短暂拉锯后，李纯光冒险压低速度。五六百米——再近一些——他猛推操纵杆，第三次齐射。弹链贯穿左侧发动机，燃油瞬间点燃。HU-16翻滚、俯冲，拖着长长黑烟扎进浪尖，海面上腾起巨大的水柱。
指针停在16时07分。距离三兄弟举枪行凶，还不到16个小时。海面很快恢复平静，只剩零散油迹漂浮。吴氏三兄弟、机组人员及随行记者共17人，无一生还。
台湾方面在松山机场苦等至傍晚不得要领，只好对外宣布“运输机失事”。宣传口原本准备好的“投诚英雄”报道，被悄悄塞进抽屉。
1月30日，福州军区礼堂里掌声如潮。李纯光、胡英法领到一等功奖章，沈学礼、杨才兴也获嘉奖。授奖令没有夸张词藻，只有一句：“维护部队荣誉，保卫国家尊严。”台下很多老兵听得眼眶发热，却都抿着嘴没响声。
这起事件在公开文件里只占不到两页纸，却给所有执勤官兵敲了警钟：纪律松一寸，危险进一尺；战机慢一秒，损失大一分。叛徒贪图安逸，用鲜血铺出逃路，最后却连“安逸”这两个字都没摸到。飞机掉进海里，浪花卷走碎片，留下的故事被口口相传：有人走错一步，便再无回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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