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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云仙 刘文佳

在历史的长河中,水利建设从来不只是冰冷的工程,而是文明的动脉,是人与自然博弈的纪念碑,更是一个时代社会结构与精神面貌的深刻镜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吕志茹教授的《集体化时期海河流域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83)》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它没有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堤坝的高度与水库的库容,而是以海河流域这片广袤而多灾的土地为舞台,以1949年至1983年这段风云激荡的集体化时期为背景,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有关水利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的主角,不仅是宏伟的工程,更是为之奋斗的国家、集体与亿万农民。阅读此书,我们仿佛能听到工地的号子,感受到泥土的芬芳,更能触摸到一个国家重塑山河、一个社会深刻转型的磅礴脉动。

立体交织的治水史与治世史

该著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在于其内容的广度、深度与系统性。它并非一部单线条的水利建设史,而是将水利建设嵌入社会变迁的核心脉络之中,构建起一部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水利建设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著作。

全书构建了大型工程与农田水利双轨并行的叙事框架。作者清晰地勾勒出海河治理的两个部分:一是以河流治理、水库兴修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它们是防洪减灾的“定海神针”;二是以修渠、打井、水土保持为核心的农田水利建设,它们是农业丰收的“毛细血管”。大型工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和水源基础,而遍布田野的小型工程则将这份“红利”精准地输送到每一寸土地。通过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完整地再现了集体化时期海河流域水利建设的全貌,让读者既能看到根治海河的雄心壮志,也能体会到田间地头一渠清水的切实喜悦。

全书采用了时间纵轴与主题横轴交织的复式结构。在时间上,作者将集体化时期精准地划分为互助合作、大公社和人民公社三个阶段,细致梳理了不同时期水利建设的重心、政策与特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修复堤防、兴修官厅水库,到大公社时期的大规模水库建设,再到人民公社时期“一定要根治海河”运动的全面展开,历史的演进脉络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作者又跳出了单纯的时间脉络范畴,开辟了国家政策、乡村组织、农民参与、移民安置等多个专题章节。这种结构设计,使读者既能沿时间线感受历史的流动,又能随时切入特定社会剖面,深入探究水利建设背后复杂的政策逻辑、组织动员机制和人的命运。

本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其对“人”的深度关注。全书贯穿着鲜明的社会史视角,将农民从历史的幕后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历史故事的主体。作者用大量篇幅,对农民在水利建设中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刻画。他们的动员过程是怎样的?劳动与生活条件如何?他们出工的动机是什么?是纯粹的政治热情,还是包含了对改善生活的现实考量?他们对这些改变了自己家乡面貌的工程,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该书让冰冷的历史数据变得有温度,让宏大的国家叙事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劳动力,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忧的个体。正是这种对人的关怀,使得该著超越了一部传统的水利史,成为一部深刻理解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肌理的佳作。

视角、史料与范式的创新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全书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实现了视角、史料运用和分析范式的三重突破。

在研究视角上,作者实现了从工程史到社会史的转换。以往的新中国水利史研究多集中于工程本身、政策演变或特定事件,较少社会史角度的系统探讨。该书则明确将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作为核心议题,引入“国家-社会”理论,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自上而下”视角注重于分析国家如何通过政策、资金和规划主导水利建设;“自下而上”则从乡村集体和农民的角度,考察他们如何响应、参与、适应甚至影响这一进程。这种双向视角,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国家主导的单向度叙事,呈现了一个更为复杂、动态的互动图景。国家不再是全能的规划者,农民也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二者之间的博弈、合作与相互塑造,构成了本书最富洞见的研究内容。

在史料运用上,作者采集运用了大量口述史料展现丰富的历史面相。作者意识到,集体化时期距今不远,大量亲历者依然健在,未能充分利用口述史料是极大的遗憾。为此,研究团队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个人记忆、鲜活体验和情感态度,系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这些口述资料,与档案、报刊、地方志等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层次感。档案中的政策条文是冰冷的,但口述中一位亲历者回忆当年“挑河”时的艰辛与自豪,却能瞬间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气息。这种对“活”的历史的抢救与运用,不仅是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更是对历史书写伦理的一种尊重——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研究范式上,作者采用的“国家-集体-农民”三方互动的分析范式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层面,作者没有简单套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提炼出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国家-集体-农民”三方互动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领导者,负责顶层设计、资金投入和宏观动员;集体(包括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主体与后盾,承担具体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而农民作为主力军,是建设的承担者和最终受益者。这一分析框架清晰地揭示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既展现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也呈现了基层组织在贯彻国家政策与保护地方利益间的关键作用,更彰显了亿万农民的主体性贡献。

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其价值必然超越书斋,对现实世界产生深刻的观照与启示,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在学术层面,该书深化了对集体化时期乃至整个当代中国史的理解。它以水利建设这一具体领域为切入点,生动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体制优势。通过统一规划和劳动力调配,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在分散小农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大型工程,这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积累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注脚。同时,本书也毫不回避地探讨了其中的问题与教训,如移民安置的困难、民工生活的艰辛以及某些运动中的冒进倾向。这种客观、辩证的态度,使得历史结论更加可信,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在现实层面,作者为当今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书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们依然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频发、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回望集体化时期,国家如何组织民众进行大规模环境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些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特别是书中揭示的“国家举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元投资方式以及基层组织在动员和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对于今天我们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推进水利设施现代化,依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在人文层面,作者以热情的笔墨对时代奋斗者给予了深情致敬,展现了在国家号召下,一代农民以“农闲”变“农忙”的巨大热情,用肩挑手扛的方式改变自身命运的壮丽史诗。这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更是一种精神的塑造。书中展现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品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父辈、祖辈的生活世界,也能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重新思考个人与集体、付出与收获、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它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蓝图,最终都要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双手去实现。

当然,该著也有需要继续提升的空间。作者偏重对集体化时期水利建设进行利弊得失总结,但对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还需进一步加强。此外,在资料运用上,也需对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的文本加强辨析等。但瑕不掩瑜,总体来看,《集体化时期海河流域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83)》是一部内容扎实、视角新颖、意义深远的学术著作。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将一部区域水利史提升到了探索中国社会变迁规律的高度,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了人性的温度。让我们感受到每一道河堤、每一座水库背后,都镌刻着国家的意志、集体的智慧和无数农民的汗水。该书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水利建设、关注中国农村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的读者细细品读。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