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当典礼主持人宣读“徐海东大将”时，人群中出现短暂的空档——徐海东扶着警卫员才走到队列，左臂依旧缠着绷带。台下有人悄声感叹：“那条命是从二万五千里雪山里捡回来的。”三年后，绷带终于拆下，他觉得该动一动了。
1958年3月，北方残雪初融，徐海东拿到医生的康复报告，习惯性地捏了捏肋骨伤处，痛感比去年轻了许多。他让秘书去总参报备：“想回湖北，看看黄陂，也顺道去大别山老区。”批准电报很快发来，只有八个字：注意安全，量力而行。徐海东看完哈哈一笑，“总算能再给老乡做点事。”
列车进武昌的那晚，江风湿冷，他仍坚持站在车窗边辨认岸上的灯火。对湖北，他有割舍不开的两重情感：其一，血脉；其二，战火。十年前，他硬是在大别山靠着三千条枪拖住了数万敌军，为淮海战役赢得喘息。“多少兄弟埋在那儿，得说声谢谢。”他对秘书低声道。
可计划刚刚公布，天公便翻脸。大雨自春分前夜倾泻不停，通往山区的公路泥石俱下。第三天清晨，省委办公厅报告说山洪切断了三处便道。徐海东没再强撑，他知道体力经不起意外。
就在此时，副省长张体学匆匆赶来。两人对视，先是军礼，随即拥抱。张体学曾给徐海东当过警卫员，见面仍改不了那句“首长”。雨点砸在窗台，客厅却热气腾腾。
“人家是望洋兴叹，我是望着大别山兴叹喽！”徐海东打趣。
张体学赶紧递上最新施工图，“首长放心，公路明年铺油，车子能直接开进麻城。”
“要多久？”徐海东追问。
“快得很，现在一天当二十年。”张体学压低声音，用当时流行的口号逗乐。徐海东听完大笑，却没接茬，他默默把图纸折好放进兜里。
夜里，他突然忆起少年时烧窑的灰尘味。窑火炙人，却挡不住家人围炉的温暖。他问张体学：“黄陂那边今年产粮多少？老窑匠还在吗？”张体学答：“粮食数字比去年翻番。窑匠们还干老本行，听说您要回来，他们都念叨您。”徐海东抬手揉了揉眼角，屋内灯光变得模糊。
四月初，他带队返回北京。旅途很安静，他把湖北日报翻来覆去看了七遍，眉头始终未展。刚下火车，就接到谭震林的电话：“老徐，我晚上过来。”
那天傍晚，阜成门外的院落里槐花初放。谭震林一脚跨进客厅：“身体怎么样？”徐海东笑说没事，随即压低嗓门：“我这趟回去，看见好，也看见虚的。同志，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谭震林靠在椅背，神情凝重。他们谁都没有提“大跃进”三个字，却都明白那几个字像滚烫的钢水，正沿着全国的熔炉四处奔涌。
徐海东放下茶杯，嗓音有点哑：“老百姓不怕吃苦，就怕数字虚。咱们当年打仗要的是真枪真子弹，修生产也得要真功夫。要是口号跑得比脚步快，容易摔跟头。”
谭震林沉默片刻，“老徐，你的担心我懂。明天开会，我先把情况带过去，能压一点是一点。”说完，又补了一句，“可也得讲方法。”徐海东点头，没有再多话，他了解这位“谭老板”的分寸。
深夜十一点，两人仍在讨论土壤、水利、劳动力配比这些细节。窗外月色惨淡，院墙上投出两道叠影，一高一矮，像晚年的对口山炮阵地：火力不再猛烈，却依旧防守严密。
次日清晨，谭震林离开。徐海东靠在藤椅，望着天边微亮的曙色。他把望远镜调到最清晰的刻度，镜头里是东长安街上匆匆赶路的机关干部，还有刚被春风吹绿的行道树。风声里，他低低说道：“脚踏实地，才好。”说完，扣上镜盖，准备去医院复查旧伤。
那一年，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口号持续冲高，新闻纸上数字翻新得比春笋还快。可在北京市西郊的那处小院，有两份手写备忘随时更新：一份掌握在谭震林手中，一份躺在徐海东床头柜——记录的不是指标，而是各地实测亩产、水库蓄水和民工负荷。徐海东常对来访的旧部说：“不求留名，求无愧。”说这话时，他的大手不自觉地敲击木桌，好像在给自己也给对方打拍子，拢着那颗总是不踏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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