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城仍带着残雪。309医院主楼门口,一位中年女子在寒风里站了许久,她就是由昆。谈到此前一年的旧事,她轻声说起那句令人动容的话——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一定会跟随邓公而去。听者无不动容,因为在这对夫妻的记忆里,邓小平不仅是国家领导人,更像一位雪中送炭的亲人。
时间拨回到197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在会议间隙向邓小平汇报中科院情况,“中国需要保护这样的人才”,他的态度坚决。邓小平当即点头,要求“把实际困难逐条列出”。不到半个月,胡耀邦亲赴中关村88号那栋狭长筒子楼,亲眼见到6平方米的小屋,灯光昏暗,床就是书桌,行李箱就是书柜。离开时,他只留下短短一句:这种环境,根本不配一位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重要步骤的科学家。
陈景润却固执地谢绝调房。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别人更困难。高强度运算、煤油灯、木板床,一坚持就是三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坐在会场深处的陈景润听见邓小平宣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会后短暂握手,邓小平只说了八个字:“景润,身体要紧。”这句关怀成了他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同年,身体检查提上日程。309医院高干病房里,陈景润遇见护士长由昆。日复一日的针剂声与翻书声交织,两人慢慢熟悉。1980年,他们领取结婚证。婚后仍是两地分居,孩子出生更添忙碌,6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度挤下四口人。科研资料无处堆放,夜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常常吵醒保姆。
1983年底,生活的重压终于让陈景润向组织写报告:住房、爱人调动、需要秘书。报告递上去的第三天,邓小平批示——一周内全部解决。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当晚便派人找楼,半月后,新居钥匙交到陈景润手里,面积四室一厅,属于中关村少见的高标准住宅。外人或许只看见“待遇”,老科学家们却更在意一个信号:国家在用行动告诉他们,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可忽视。
好景也有波折。新家附近的屠宰场噪音不断,陈景润被迫夜间改作息。身边朋友提议打电话给领导,他犹豫再三,仍觉得打扰。但问题很快传到邓小平耳中,高登榜局长带队上门,直接把钥匙要回来,“不换房我就不走”。第二天,科研所给出最终方案:重新分配一套远离噪声的院士楼。事情到此,陈景润终于露出难得的笑,他只说了七个字:“我一定拼命干!”
事实也是如此。从1984年被自行车撞伤,到1996年因帕金森症离世,十二年间,陈景润在病房、在书桌,在无数寂静的深夜与无形的数学怪物搏斗。医生劝他减少用脑,他却学会了“查房时间藏手稿”。由昆不得已把资料搬走,结果清晨六点便接到电话:“如果不能工作,还要我干什么?”倔强到了极点,也执着到了极限。
外界常以“天才”“怪杰”评价陈景润,但他的朋友更愿意提起少年往事。三元县立初中,破衣、糠菜、满分卷,三样标签伴随他整个青春。抗战时期流亡到此的老教授告诉他,数学是强国的地基。从那天起,他把全部精力押在数字上;苦读、演算、默默无闻——直到新中国成立,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给了他转身的机会。国家提供津贴,免去了全部学费,陈景润把这份“雪中送炭”理解为信任,此后几十年未曾辜负。
正因如此,当邓小平连续两次为他“发火”,他才会把感激写进行动里。院士待遇、一级研究员、月薪提高,在旁人眼里是荣光,在他看来只是更大的责任。他的同代人回忆,1988年春天,陈景润一句玩笑“我搬出去跟猪作伴了”让办公室气氛凝固,可等房子落实,他转身就把奖金全部捐给研究所图书室,几乎没留一分钱。
1996年3月,病情恶化。医生建议停工静养,他轻声回应:“知道。”但第二天依旧趴在病床上修改手稿。两个多月后,63岁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葬礼上,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仪式感的告别,只有由昆手中的那份遗稿——上面潦草地写着最后一行字,仍在计算核心不等式。
一年之后,由昆站在寒风里,说出了那句“随邓公去”的肺腑之言。理解这句话,必须回到1975年的会场、回到昏暗的6平方米小屋、回到两次“特别批示”的背后——那里有国家对科学的尊重,也有个人对知遇之恩的报偿。陈景润和邓小平的故事,像两条并行的曲线,在特殊时代里交汇,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上一段难以忽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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