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傍晚，云南麻栗坡某哨所的电台里忽然响起急促的呼叫声，巡逻分队长报告：“玉米地里趴着个人，浑身血污，背着五六式步枪。”这条看似寻常的情报，随即牵动了县军分区的神经。因为那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3月初大部队已奉命回撤，边境仍暗流涌动。谁也不知道，这名蹲伏在玉米秆间的陌生人，是敌是友。
气温骤降，山风呜咽。三名边防战士握枪靠近，只见那人衣衫碎裂，硬生生用布条层层缠住臀部，血迹早已干黑。更刺鼻的是腐臭味，连习惯了战场气息的巡逻兵都不由皱起眉头。那人抬头，眼珠泛白，喉咙里挤出一串干涩气音：“我是…中国…军人。”寥寥七字，却像锤子落地般清晰。
他的名字，叫肖家喜，四川江油人，1959年生。1978年冬，他刚满十九岁，在乡里递上红纸报名表。赶上新兵营收尾阶段，他没吃上一口团圆饭便背上行囊。三个月后，被分到第50军149师某营炊事班。臂膀壮，嗓门亮，同年兵都喊他“家喜师傅”。平日里炒菜切肉，一到夜训却掂枪比谁都起劲，说到底还是想打仗。
1979年2月初，50军南下。肖家喜背着铁锅跟运输分队日夜兼程。2月17日凌晨7时，第一轮火力准备开始，整个高平方向炮声震塌山石。炊事班按规定守在二线，捧着热水罐子往前穿梭。他目睹突击连冲锋、目睹担架队抬回伤员，却没有排进进攻序列。这一点令他耿耿于怀。
20天后，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部队返程途中，越南地方武装和残余正规军不断尾随骚扰。3月1日晚，149师后勤分队在老街至河阳间的小道上遭遇伏击。现场只有两枝步枪、三百发弹药，七个炊事兵，外加三辆骡马车。密集的AK打出了火网，头车被击翻。短促拉锯后，分队被迫分散突围。
危急时刻，肖家喜提议“我拖火力”。他抓住其中一支步枪，把仅有的子弹悉数装入弹匣，再往腰带里塞两排散弹，同伴犹豫。肖家喜摇头：“留得住枪，就能回得去。”说罢朝反方向冲去。不到十分钟，他臀部被流弹撕穿，血线扯出数米。可他硬是靠意志撑到一处分叉口，故意把鲜血滴向左侧小径，自己则向北潜行。
夜色里，他摸进一座浅洞，用匕首割下棉衣一角止血。气味很快招来苍蝇，再生出蛆虫，他就用木棍挑出死肉。疼得晕过去，醒来又继续。此后八昼夜，他以雨水、树皮维生，白天缩洞口，夜里借星光辨方向。不能走就爬，爬不动就滚。凡能携带之物，一件未弃，也包括那支已经卡壳的五六式步枪。
有人疑惑：完全可以丢枪轻装。可在肖家喜心里，枪就是身份，“扔了枪，敌人只当你是逃兵”。从3月1日晚到3月4日下午，他在丛林里行进近四十公里。越过最后一道山梁，玉米地突然出现。那片庄稼让他确信，脚下已是中国。于是，他再也撑不住，一头扎进土地里，这才有了边防巡逻兵的发现。
入院后，军医切开伤口，清洗腐肉，足足取出半斤蛆虫。臀大肌被炸碎，骨头裸露。整整三个月，他侧卧吊腿，疼得汗湿枕巾无数。从昆明军区总医院到成都军区总医院，专家用钢板与植皮挽住残缺肌体。等能拄拐站起来时，已是1979年6月。
同年8月，昆明军区下发嘉奖令：肖家喜荣立一等功。文件送到病房，他倚着床头不作声，只问护士：“149师还缺炊事员吗？”没人料到，这位功臣归队后依旧当厨，三年间熬过上千锅米饭。1982年，他转任连队副班长，后考军校，毕业分到成都军区装甲团。1996年升任副旅长，军龄十八年。
王震上将1980年初视察西南前线，到成都疗养院看望负伤官兵。见到瘦得脱形的肖家喜，上将问：“还能跑吗？”肖家喜咧嘴：“打着石膏也能跑。”王震哈哈大笑，拍桌赞“好小子，有种”。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谢绝单独宣传。“战斗英雄一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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