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的一个午后，北京长安街上秋风带着凉意，41岁的叶之枫拎着公文包步入国家经委大楼。她以副处长的身份主持一项进口汽车谈判，文件袋里装着列为内部绝密的价格底线。当时谁也没想到，两年后，这个文件袋会成为法院证据链的一环。
叶之枫出生于1943年春，母亲在福建战地医院里忍着炮火把她生下。父亲叶飞此刻正在前线穿插作战，整整三天后才见到女儿。父亲只说了一句：“孩子平安，我就放心。”短短十个字，战士们记了半辈子。
回到1949年，新政权甫一建立，叶飞被任命为福建省主要负责人。那时省里百废待兴，家里更是简单得可怜：一张旧藤椅、一口铁皮箱便是全部“家当”。叶之枫跟弟妹睡通铺，有时挑灯看书，蜡油滴到被面也舍不得换。父亲的家规一条最狠——任何场合不得提“我是某某的孩子”。孩子们若犯了错，叶飞只问一句：“记得自己是人民子弟兵后代吗？”说完转身离开，从不多言。
1956年夏天，十三岁的叶之枫随母亲进京探亲。机缘巧合，她被介绍去拜访刚刚复校执教的启功先生。启功看完她的习作，轻轻点头：“笔心要沉，情绪要活，画不能只在纸面上，得在人心里。”一句话点亮了少女的眼睛。从此，她每日四点起床临帖，晚上写满一桌废纸才肯睡。多年后她回忆：“启功先生给的不是技法，是胆量。”
时间转到1970年，国家院校毕业生分配深入西部。姐姐叶葳葳被派往青海德令哈，一度落泪。父亲写信：“有人能在那里扎根，你也行。”这封信后来被兄妹几人当成传家宝压在箱底。严苛的家教，让每个孩子骨子里都埋下“不能给父亲丢脸”的执念。正是这样的执念，让叶之枫在经委兢兢业业十余年，直到一次意外的相识打破了平静。
1984年11月，她在一次工商联谊会上与张常胜握手。张的名片上印着“某央企进出口公司业务经理”，言谈间处处显露与港商熟识的派头。交往不久，对方屡次旁敲侧击打听采购底线。叶之枫起初有所警惕，可张常胜总能拿出高尔夫球票、洋酒邀约，甚至拍着胸口说：“放心，我就是想多了解行情，绝不外泄。”一句“绝不外泄”在餐桌的觥筹交错里被冲淡，她也逐渐放松。
1985年3月，经委与外方展开终轮谈判。对方一路咬定中国给出的最高价，寸步不让。叶之枫心里犯嘀咕，却没意识到数字早已被人提前送到对手桌面。项目结案后，外汇超支三成。数月后，中央督查组入驻，经手文件逐一审计。很快，异常电话记录、饭局名单以及个人银行往来一一浮出水面。调查人员问她：“你把底线告诉过谁？”她僵坐半小时，只答了一句：“张常胜。”
1986年春节前夕，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常胜死刑立即执行，叶之枫泄露国家机密，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宣判那天，雪下得很猛。叶飞已过70岁，拄着手杖走出法院，没有让任何记者靠近。路人只听到老人低声说了一句：“纪律面前，谁都是普通人。”随后便匆匆上车。
监狱生活枯燥且漫长。叶之枫被安排在工艺画车间，她把昔日临摹的花鸟意象糅进一次次练习里。麻绳、色粉、硬纸板，在她手下慢慢变作山水卷轴。狱友曾问：“你画这些干吗？”她淡淡一笑：“让心有点颜色。”九十年代中期，减刑考核时，这些作品在系统展览中拿了奖，被多家美院教授关注。2001年冬，她提前五年获释，出门第一件事便是去北海公园写生。北京的湖面结着薄冰，她在小画板上铺色，指尖冻得通红，也没停笔。
2003年，首展《落叶与新芽》在荣宝斋开幕，展出作品三十七幅，主题从枯荷蜻蜓到鹤立松间，评论界诧异这位女画家鲜少谈自己，却在笔墨里倾注深情。有人追问往事，她一笑置之：“画纸能吸墨，也能吸痛苦。”
叶飞去世于1999年。他生前最后一次见女儿，是在监舍会见室。隔着厚厚玻璃，他只说一句：“别忘了先生给你的嘱托。”那天之后，白发老将再没来过，他担心再见面会让女儿心乱。老人离世时，遗嘱中没有留财物，只留下一行字：“清风两袖传后人。”叶之枫捧着遗嘱，整夜对着空白画纸发呆，天亮时，一幅《铁骨寒梅》诞生。
近年来，她偶有在媒体露面，谈及往事，神情依旧克制。记者问她怎么看那段判刑经历，她沉默片刻：“年轻时学画得了胆量，却把警惕丢了。摔一跤，才知道父亲的家规不是枷锁，是护身符。”话音未落，众人无言。
今天的艺术圈把她当成传奇，一位背负沉重往事却仍能在宣纸上挥洒自由的女画家。展厅里，观众常被她的大写意震住——墨荷舒卷，似在风里低语，也像在自省。旁人或许看的是笔墨，她自己却始终记得法院宣判时落在肩头那一层雪，“冷，但能提醒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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