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台北松山机场大厅里挤满了迎亲的人群。戴眉曼拖着一只棕色旧皮箱，她四周张望，忽然听到一声迟疑的呼喊：“眉曼？”那是分离近四十年的母亲郑锡英。母女在嘈杂中相拥而泣，旁人或许只看到跨海团圆的温情，却不知这一家人跌宕半个世纪的命运折线，就像海峡上空反复拉紧又松开的缆绳，牵扯至今仍未停歇。
时间拨回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专机坠毁身亡。三年后，解放大军逼近江南，戴笠的独子戴藏宜携妻儿仓促南逃，途中被散兵抢劫，最终在福建水北落网。1950年春，他因1941年指使特务枪杀中共地下党员华增春一案，被浙江江山县人民政府依法处决。至此，“军统魔王”唯一的儿子走向终点，舆论一度认定戴家血脉就此断绝。
事实上，戴藏宜与郑锡英育有三子二女。幼女夭折，存活的分别是：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三子戴以旭，以及女儿戴眉曼。1953年，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暗中接应遗属。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带戴以宽与戴以旭漂泊奔台。由于冒名顶户的疏漏，8岁的戴以宏被遗落上海，女儿戴眉曼则早被寄养在戴笠旧厨师汤好珠家里。
1956年，特务线人陆秉章身份败露。戴以宏被转送宋庆龄资助的孤儿院，后进入安徽合肥棉纺厂；响应号召，他又去了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成了出了名的苦力好手。工友回忆：“这小伙子胳膊细，却从不肯少挑一担谷。”1976年，他与下放知青成婚，女方返城时两人和平分手，几年后重新组建小家，90年代已是七级修理工，日子虽紧，却踏实。
同在大陆的戴眉曼更显艰难。她7岁掌勺，10岁下地，15岁在生产队挣足两千工分。乡邻背后议论：那可是戴笠的孙女。多数人避之不及，只有江西上饶汽车保养厂修理工谢培流敢走近。他初见戴眉曼，笑说一句：“戴笠是戴笠，你是你。”姑娘愣了两秒，然后回笑。1960年，两人结为夫妻，育有两子一女。90年代，家里一辆崭新的“解放”卡车最惹眼：大儿子谢明驾驶火车，二儿子谢平跑运输，女儿谢佳丽在纺织厂做统计，小家虽平凡却红火。
再看台湾。戴以宽到台北师大毕业后被送往美国深造，最终留在西雅图一家电子企业，人到中年成了地地道道的“华裔工程师”；家庭稳定，育有一儿一女。戴以旭则念完东吴大学，先在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两年后自立门户，注册了一家投资顾问公司，主营综艺节目联名广告与房地产信托，算得上精明干练。一次酒局中，有人半真半假提议：“回大陆开厂吧，那里机会大。”戴以旭抿口威士忌，说了句：“等天亮些，就回去看看。”话音轻，却并未否定。
有意思的是，两岸兄弟并未因距离而疏远。1988年海峡两岸书信通邮后，戴以宽先寄出第一封信。信中写道：“爷走极端，父亦误途，咱们这一辈别再互相责怪。”简短，却点中要害。1990年春节前夕，他隔洋汇来两千美元，请托同事带到安徽，“让二弟给孩子添件棉衣”。钱不算多，情分却够暖。
1991年，台北松山机场那场重聚是家族情感的集中释放。戴眉曼见到在海外读书的侄子、侄女，感叹一句：“你们读洋书，我种庄稼，各有天地。”郑锡英悄声回答：“苦也好，富也好，只要安稳。”这几句平常话把几十年的奔波轻轻收束，旁人听来平淡，知情者却难不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留下大陆的兄妹对国是态度坦然。戴以宏常向工友提起：“国家让咱们有饭吃，咱就得好好干。”戴眉曼更直爽：“祖父祖父的事，与我何干？谁干错谁担。”这种朴素立场，既非口号，亦非姿态。
而在台湾，随着两岸经贸日渐频繁，戴以旭已悄悄考察过厦门、宁波等地的投资环境。晚饭桌上他打趣儿子：“哪天若在杭州开公司，可算回了祖籍。”孩子摇头，嘴上却笑，显然并不排斥。
半个世纪过去，戴家后人境遇南辕北辙，却皆无怨言。有人问戴以宏是否介意外界仍提祖父旧事，他摆手：“罪过不是血缘能洗，也不能遗传。”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恰好折射出那一代人的心态——历史终归过去，但日子在当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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