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代有“国民偶像”，那一定是马。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刘彻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事：为了一批特殊的“战利品”，他不惜耗费巨资，两次派兵远征万里之外的大宛国。
这场战争的目的既非开疆拓土，也非铲除敌对势力，而是为了获取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当数十匹高大健美的大宛马终于被带回长安，汉武帝激动不已，亲自为它们赐名“天马”，并创作《天马歌》赞美：“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八骏图。徐悲鸿作
移动的国土：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核武器”
在古代中国，马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普通家畜的范畴。**冷兵器时代，马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刘邦的名言：“乃公居马上而得之！”这句“马上得天下”成为后世帝王将相的共识。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扩大统治范围、巩固政权的关键力量。
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与骑马民族的较量。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正是认识到骑兵相对于步兵的速度和高度优势。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战国时期的这一认知，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的军事史。在战争中，马等同于现代的坦克和装甲车，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古代中国的马政制度（养马和管理马的制度）是国家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西周时期已设有“司马”官职管理马匹和军队，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唐朝设立太仆寺专门管理全国马匹的选种、牧养和训练。这些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马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流动的硬通货：从周穆王到唐玄宗的“爱马史”
中国古代帝王对马的痴迷，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从周穆王的“八骏”到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再到唐玄宗的“照夜白”，名马与帝王的故事贯穿了整部中国史。
周穆王的八匹骏马各具特色，有的“足不践土”，有的“夜行万里”，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描述，反映了早期中国人对马的理想化想象。
唐太宗李世民对马的深情更是感人至深。他命人将陪伴自己南征北战的六匹战马——飒露紫、拳毛䯄、青骓、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雕刻成浮雕，置于自己的陵墓前，实现了“生死相伴”的誓言。
唐朝画马名家韩幹曾对唐玄宗说：“陛下养在御厩中的那些骏马，它们都是臣下作画的老师。” 这番话不仅道出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谛，也侧面反映了唐代宫廷对马的痴迷程度。
帝王对马的追求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爱马风尚。唐朝盛行的马球运动由波斯传入，迅速在宫廷和军队中流行开来。女子骑马在唐代也成为风尚，宫女们“露髻驰骋”，甚至穿着男装骑马，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传统的表现。
马背上的唐朝：一个朝代的“全民爱马症”
如果说哪个朝代最能代表中国人对马的热爱，那非唐朝莫属。从皇帝到平民，从男子到妇女，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表现出对马的深厚感情。
唐玄宗时期，全国马匹数量从开元初的24万匹激增至45万匹，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些马不仅用于军事，也广泛用于交通、通信和娱乐活动。
唐代诗歌中充满了对马的赞美。李白写道：“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杜甫、王维、李贺等大诗人也留下了无数咏马佳作。李贺甚至一口气创作了23首《马诗》，其中“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成为千古名句。
马在唐代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了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骑马出游的场景，画面中的马匹姿态各异，毛色亮丽，反映了唐代贵族对马的审美追求。
普通百姓对马也怀有特殊感情。唐代民间赛马活动盛行，敦煌壁画中保存了许多赛马、马术和马球运动的画面。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娱乐性，也体现了唐代社会的尚武精神。
文化符号与精神图腾：马如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伙伴”
马在中国文化中逐渐从实用工具升华为精神象征，承载了中国人对力量、速度、忠诚和成功的美好寄托。
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些成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马被赋予了勤奋、坚韧、忠诚等美德，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马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写实到写意的演变。汉代“马踏飞燕”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马的英姿和速度；唐代韩幹画的马体格健硕、气度不凡；徐悲鸿的奔马则体现了现代中国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指出，马是中华农耕、渔猎和游牧三大文明形态的交集载体，这一独特地位使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马也承载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汉武帝将西域宝马命名为“天马”，并相信它能“竦予身，逝昆仑”，带领自己到达神仙世界。这种将马与升仙、长生联系起来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人对超越现世的美好向往。
如今，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标志，静静地立在Logo中。
每当看到这个符号，我们是否会想起，曾有一个时代，马匹的嘶鸣响彻大江南北，马蹄声是国土上最熟悉的节奏？
马背上的中国已经远去，现代化交通工具取代了它的实用功能，但那份对自由、速度与力量的向往，是否还留在我们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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