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秋，北京站的站台还带着夜雨留下的潮气。列车缓缓停下，二十岁的毛岸青跟在工作人员后面走下车，神情带着些谨慎。他第一次意识到：这座城市里，父亲就在不远处，而贺妈妈却已在遥远的南方。
毛岸青童年的底色并不明亮。1931年母亲杨开慧牺牲，此后辗转上海、香港，再到莫斯科，缺衣少食和警棍留下的阴影始终追着他。1936年底，他和哥哥岸英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那一年，岸青九岁，中文俄文夹杂的语句里，经常出现一个词——“妈妈”。可真正伸出手的人，是一年后抵达莫斯科的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每月津贴七十卢布，除去伙食、书本，剩下的几乎都化在两个孩子身上。她第一次去儿童院时，带了一篮苹果和两袋面包。兄弟俩拘谨地立在床边，连“谢谢”都说得生硬。贺子珍抬眼看了看乱成一团的屋子，什么也没多问，撸起袖子便整理。当天傍晚，孩子们才发现，被翻洗过的脏衣服正整齐晾在窗外，屋里弥漫着皂角味。岸英悄声说：“她不是来看热闹的。”岸青点点头，却没说话，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依赖的味道。
接下来几年，只要不是大雪封路，贺子珍隔三五天就出现在儿童院。她讲长征的故事，讲江西城墙上的枪声，也讲瑞金河边的月亮。孩子们听得入神，衣服脏了却忘了脱。贺子珍干脆把他们的换洗衣物全部带回宿舍，一个人洗。有人调侃她：“自己身上的弹片还疼呢，还操心两个男孩。”她笑：“弹片不碍事，孩子怕冷。”
1938年6月，贺子珍生下与毛主席的最小的儿子。兄弟俩闻讯跑到医院，刚跨进门便听见婴儿的哭声，顿感踏实。可好景不长，孩子数月后夭折。病房里，贺子珍整晚蜷缩在床角。岸青抽泣着说：“妈妈，别哭，还有我们。”那是他第一次完整地喊出“妈妈”二字。
德国闪击苏联后，莫斯科进入配给状态。每天300克黑面包，成年人都嫌少。贺子珍把自己的口粮再分成三份，硬要塞进孩子手里。没有人愿意吃那苦涩的面团，可一想到母亲般的人站在雪地里排队，岸青默默咽下去。为补贴口粮，贺子珍去工厂缝制服，还在宿舍后的小坡地上种白菜。有人担心：“缝制服会割到你手上的旧伤。”她答：“留点力气给前线，也留点给孩子，值。”
1943年以后，岸英入读炮兵学校，常年不在家；岸青被送到外地中学，距离莫斯科几百公里。贺子珍与李敏相依，偶尔收到岸青寄来的信。纸页皱巴巴，字迹却一丝不苟：妈妈，我按时换洗衣服，别惦记。信末仍不忘问一句：哥哥今天安全吗？
1947年秋，贺子珍携李敏、岸青回到东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哈尔滨，新式洋行、苏式剧院林立，但物资依旧紧张。她在外事部门做联络员，白天忙翻译，晚上还要监督孩子们练俄语、背乘法口决。李敏活泼，时常偷懒；岸青内向，却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贺子珍常拍着他的肩膀说：“稳稳当当做人，比成绩更重要。”这种话，岸青听得懂，也记得住。
一年多后，中央电报来京：岸青、李敏即刻进京。贺子珍只好把十二年的牵挂交给毛主席。临行前深夜，她替岸青收拾行李，每件旧衣都叠得方正。她叮嘱：“到北京别怕生，你还有爸爸和妹妹。”灯光里，岸青眼眶泛红，低声回了一句：“妈妈放心。”
抵京后的日子并不轻松。毛主席公务繁忙，丰泽园的节奏和莫斯科的儿童院判若两国。白墙灰瓦，草木森然，少年却少了往日的依赖，生活琐事没人天天提醒。他常把鞋子落在廊下，被风吹得满院子跑。李敏一边帮他捡，一边忍不住唠叨：“哥哥，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夜深时，她又听见他在门口踱步，低低地说：“我想贺妈妈，她会给我铺好被子。”
李敏理解哥哥，曾悄悄写信给南方的贺子珍汇报他的近况。贺子珍回信不多，只让他们安心学习，注意保暖，落款仍是“妈妈”。字端庄，墨迹微淡，却带着熟悉的味道。
1952年冬，接连熬夜工作后，岸青忽觉头痛、心悸，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并伴有癫痫倾向。医生建议静养。毛主席皱着眉问李敏：“他情绪如何？”李敏如实回答：“他怕打扰您，总闷在屋里。我劝也不太管用。”于是主席决定，让岸青暂离中南海，到医院长期疗养。那天清晨，父子俩在长廊分别，主席说：“好好养，回来咱们下棋。”岸青点头，却没敢抬眼，只说了句：“知道了。”车开动时，他望着宫墙外的湖，嘴里仍在念：“要是贺妈妈在就好了。”
疗养期间，他读书、听音乐，甚至自学了速记。李敏隔三差五带着从父亲那里拿到的新书、新唱片往返医院。有一次，她带去一盒旧唱片，舒曼的《梦幻曲》一响，岸青仿佛被拽进了旧年的莫斯科。那晚，他罕见地主动说了很多话，谈起儿童院的樟树、谈起雪夜的汽灯，还问妹妹：“妈妈现在身体可好？”李敏如实回答：“她在江西老家养病，身体比前些年硬朗。”岸青沉默片刻，又轻轻道：“那就好。”
1960年，岸青与邵华在大连登记。婚礼简单，却来了几位当年在苏联相识的同学。婚宴结束，他把贺子珍的来信拿给新娘：“她说要是身体好，一定赶来喝喜酒。”邵华笑着点头：“等她健康些，我们去南昌看她。”岸青握着信纸，连声说好。
之后十几年，兄妹二人聚少离多。1976年9月，父亲逝世。李敏在追悼会后，辗转打听到岸青住在北京西山。深秋午后，她进了小院，枯叶被风卷起。院中石阶上，岸青正擦拭一张旧木椅。见到妹妹，他抬头笑，眉间皱纹深了，却仍保留年轻时那份腼腆。两人自然而然改用俄语聊天，提起贺子珍，提起莫斯科的白桦林，也提起早逝的岸英。那天，他们聊到黄昏，庭院灯光亮起，虫鸣此起彼伏，静得像一首低声吟唱的安魂曲。
2007年3月下旬，岸青病危的消息传到李敏耳中，她嘱咐家人备车，却因心脏不适未能成行。四月初，八宝山礼堂外的松柏在风中沙沙作响。遗像前，李敏看着哥哥年轻时的照片，声音哽咽：“他小时候怕黑，总要拉着人的衣角。”此后，她久久站立，无言。
贺子珍于1984年离世，她未见到送别岸青的场面，但当年莫斯科寒夜里那一篮苹果、那一堆洗净晾干的衣服，却一直在岸青心里。十二年的养育，早已超越了血缘。人世辗转，记忆被时光反复冲刷，能留下来的，是一个青年对“妈妈”二字最温暖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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