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社会结构，即便在战前，就天然具备左翼思潮滋生的土壤。大正民主时期，政坛的奢靡腐败与纸醉金迷，严重消解了民众对资产阶级议会体制的信任。
这一时期贫富分化加剧，更关键的是，与中国不同，日本存在大量面临社会转型困境的武士阶层。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特权被剥夺，传统生存方式瓦解，强烈的剥夺感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转向知识分子群体，这也使得“中等社会”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高频词汇。
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也深刻考量了这一左翼崛起的潜在风险。当时美国的分析认为，日本存在较强的“赤化”可能，这也是其最终决定保留天皇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遏制左翼思潮蔓延，美国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本质上也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日本被左翼力量主导。而苏联的存在，从外部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外部力量的存在，间接推动日本民众获得了相对更好的待遇，尤其是在知识界，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战前日本，天皇被塑造成“现人神”的形象，极少公开露面。即便有影像记录，也由御用摄影团队精心雕琢，务必展现天皇的伟岸姿态。
战后裕仁与麦克阿瑟的合影，彻底击碎了这一神话。两人的合影共拍摄三张，最终被美军勒令公开的那张，裕仁在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旁显得局促猥琐。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史学界，呈现出鲜明的激进左翼倾向。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晚年曾对来访的中国学者坦言，当时日本年轻人已很少读他的著作，反而热衷于阅读简伯赞的作品。
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曾感慨，他们那代人学习中国史时，始终怀揣着负罪心理，在他们眼中，中国是对日本影响深远的特殊国家，而日本却曾侵略中国，这种历史债务让他们无法释怀。
但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早已没有了这种对中国的特殊情感，这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议题上，村田雄二郎认为，根本不允许采用所谓“客观理性”“科学分析”的态度。
在他们这代经历过战后反思的学者看来，南京大屠杀是无可辩驳的反人类罪行，任何试图模糊、淡化这一历史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背叛。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折射出日本战后左翼思潮影响的代际断层，以及当代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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