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夏，河北平山县的一条军邮线上出现了一封小小的家信。寄信人是正在上小学的胡德华，他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道：爸爸，好久没见，您打仗完了吗？那一年，胡耀邦在华北党校主持整风，忙得脚不沾地，却还是抽空写回一句：“在前线也要做作业。”儿子收到信，贴在床头一整年。正是这种俭朴而严厉的父子关系，为32年后那场著名的“南京对话”埋下伏笔。
时间快进到1977年。德华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到南方部队工作——他的理由简单：多见世面，少沾便利。胡耀邦听完只说一句：“别挑地方，挑事干。”于是德华扛起行李去了重庆通讯技术工程学校。多年后，他告诉同学，父亲的“随便闯”三个字，是自己人生坐标。
1984年末，胡耀邦以中央主要领导人身份抵南京检查调研，并计划与外宾会谈。德华得知后，悄悄赶到东郊宾馆。父子久别重逢，没有寒暄，只有一句颇带口音的“来了？”德华点头。当天晚上，胡耀邦反客为主，提出去儿子家吃便饭。那是胡耀邦第一次踏进三儿子的家，简陋得让秘书都愣神：水泥地面、竹椅、旧暖壶。饭桌上只有青菜、咸鱼、咸鸭蛋。胡耀邦吃得很香，却忍不住皱眉——孙辈个子矮小，屋里连台冰箱都没有。回到北京，他对妻子李昭摇头：“孩子们日子紧巴巴。”李昭想了想，把家里仅有的一台老冰箱擦干净，让勤务员托运到南京。
几周后，德华来信，说转业政策允许回北京，他想趁年轻调回国防科工口。信摆在胡耀邦案头，落款只有一句“望批示”。胡耀邦眉头当即锁起。1985年2月，他找三儿子谈话，地点依旧在南京东郊宾馆。秘书回忆，当时屋里气压低得吓人。胡耀邦声音并不大，却掷地有声：“基层待得还不够？你要是也学别人往回挤，我怎么面对老战士！”
偏偏这时候，女儿李恒来电，替三哥辩护：德华腿伤复发，又得了痛风，北方干爽，对身体有好处。电话那头，胡耀邦沉默数秒，只冷冷丢下一句：“你又帮他说话。”一句话，电话里外都被怔住。场面尴尬，却精准折射了胡家——感情亲厚，原则生硬。
这桩小风波，很快被另一封信放大。3月初，德华再次写信，附了部队卫生队的诊断证明。胡耀邦看完，先是长叹，随即在纸上写下八个字：遵政策，走程序，别特殊。秘书递给德华时，发现右上角还添了一行小字：“父子如同同事，讲原则。”
很多人以为胡耀邦只是对家人严，其实他更苛责自己。搬进同福胡同四合院前，他一直住在老富强胡同，那间被唐山大地震震歪的木板房，四根木柱支撑着倾斜墙体，连外宾都诧异。房管部门提大修，他挥手：“老百姓还没住上好房子，先修领导宅子，哪门子道理？”最终只做加固，不动墙体。张贴在门后的便条至今留存：水电设备坏了先报总务，能用就别换新的。
对待家乡，他同样硬。上世纪六十年代，老家亲戚背着茶油、熏鱼进城，希望换批化肥。胡耀邦当场清点，按市价二十七块九角付钱，并要求村里退回公粮。1979年，哥哥再次求化肥指标，被他顶了回去。哥哥气冲冲走出办公室，他却再没追出来，其原则之凛冽，可见一斑。
女儿李恒对此感触最深。青春期的她想买件新外套，在饭桌旁小声提了句，被父亲当众否决。李恒眼泛泪花，胡耀邦只是淡淡说：“革命还没结束，咱们先别讲排场。”吃穿尚且如此，用车更不必说。那辆灰色“吉姆”，苏联团中央书记谢列平赠送，胡耀邦自己都尽量不坐，何况家人。一次李恒偷坐被发现，他只说：“国家还穷，坐这车心里不安。”短短一句，把规矩钉死。
有人疑惑：如此严苛，父子情味何在？答案或许藏在1985年夏末。李恒回北京述职，特意转机到南京看三哥。谈及父亲，他们都笑了，笑里却带着由衷尊敬。德华拍拍妹妹肩膀：“别怪他，咱家要是松口子，别人怎么活？”一句看似玩笑的话，恰恰给那场“你又帮他说话”的插曲，画下注脚。
1985年年底，德华依照规定完成转业，分配到北京一家研究所，科研岗位，行政级别平平。他在报到簿上写得郑重：“技术员”。没人知道，那一天他痛风复发，走路一瘸一拐，却咬牙拒绝休假。多年后同事提起，才惊讶那位胡先生竟是胡耀邦之子。
胡家四兄妹，后来都守住了“四不”——不干政、不要官、不经商、不出国。外界看似普通，内部气氛却淡定自若。那句“你又帮他说话”，其实是父亲的提醒：家风必须硬，哪怕情感要受点儿委屈。胡耀邦把军中督战的锋利，带进了家门，也把延安窑洞的节俭，刻进子女骨子。德华痛风再疼，李恒衣服再旧，他们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父亲一辈子的信仰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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