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香港中环一间小旅馆的窗帘被拉开,晨光洒在写字台上。卫立煌替电报落款时,手指略微颤抖——前一天,北京的礼炮已经宣告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他的去向仍悬而未决。

他本可随蒋介石南下台湾,却迟迟没有登船。犹豫的原因要追溯到十一年前。1938年4月17日,延安北门外,一排窑洞前,毛泽东亲自迎接来自前线的贵客。其时卫立煌身着尘土未拂的皮靴,刚在晋南阵地连夜赶路。握手间,他注意到对方眼神沉静又带几分调侃,随后便听到了那句古怪的问题:“卫将军,这头驴上山,是先抬左脚还是右脚?”

场面略显尴尬。卫立煌转身向牵驴的老汉求助,老汉憨笑回答:“先左后右。”毛泽东哈哈一笑:“先摸清习性,再择机下手,打仗也是同理。”轻描淡写一句,像在山谷投下一块石子,回声久久不散。

卫立煌此前对共产党人印象模糊。西安事变中,他被一同扣押,同僚鼓噪武力解救蒋介石,而周恩来坚持谈判;那一次,他第一次见识何谓“先国家后党派”。延安之行更是加深震动:窑洞里灯光昏黄,却能听到关于潼关、黄河防线的精确推演;饭桌上的小米饭、羊肉汤,毛泽东却谈论全球战略态势,好像地图就铺在碗边。

短短两日,卫立煌暗自比较——南京会议常是空谈派系,延安夜话却句句切中要害。回到前线,他照例推演战场,却悄悄在手边摊开《论持久战》。不久,他以个人名义调拨一千余万发子弹送往八路军,文件上未署蒋介石,只有“晋豫战区分配”几个字。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陪都的官邸里拍案质问:“为何又偏袒共军?”卫立煌低头拱手,没再辩解。失去军权后,他被派去缅北接烂摊子,倒也打通了滇缅公路,却更加看清上层斗争的冷酷。1946年,他借考察之名漂洋过海,躲开内战烈焰;可三封急电把他硬拉回东北。此时辽沈危急,卫立煌主张固守,而蒋介石偏要南撤。锦州失守那天夜里,他在沈阳帅府的走廊踱步,自言自语:“先左还是先右,其实不难分辨,难在谁来牵驴。”

果然,11月,免职令如期而至,他被幽禁南京。若非李宗仁代总统上台,他大概率将以“误国罪”收场。脱身后,他举家赴港,整整六年,不再碰军事地图,却常对友人提起那句“先退避三舍,再抓尾巴”的比喻。有人笑他心有余悸,他却摇头:“那是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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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春,邓颖超的侄女韩德庄带来一封信,寥寥数语:“姨夫若念太原旧谊,可择期北上。”周恩来授意简短,卫立煌懂得分量。当年3月15日,他坐火车越罗湖,抵达广州。报到的第一件事,是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然后致电北京。两天后,毛泽东回电:“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电报字数不多,却用上了“良晤”二字,颇见诚意。

4月6日,京张线的列车缓缓驶入前门站。月台上,朱德微笑挥手,周恩来伸臂相扶;而站在人群最后的毛泽东,仍旧是那副不急不躁的神情。寒暄毕,毛泽东凑近半句玩笑:“这么多年,可曾琢磨清楚那头驴?”卫立煌笑着答:“这回算是走到尾巴后头了。”

后来,他被推举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每逢扩军、裁军、民兵调整,他都提出“先观其性,后定其势”的建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卫立煌名字;外宾来访,周恩来介绍时,也常把他与翁文灏并列为“旧部中新识时务者”。伏罗希洛夫听罢,爽朗说道:“团结则无敌。”一句简短,让席间气氛轻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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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天安门检阅台上彩旗翻滚。卫立煌注目空军编队掠过,忽觉胸口钝痛,被送往医院。心脏病加糖尿病并发,医生劝他静养,他却每天翻看编译的苏联军事刊物,在病房里做批注。护士偶然听见他低声念叨:“驴若急了,也会踢后腿,情报得看全。”众人哭笑不得。

1960年1月17日凌晨,他在北京医院病房静静合上双眼。遗体移送八宝山时,雪刚停,柏枝尚湿。花圈当中,毛泽东亲笔挽联两行,墨色尚新。道旁的年轻警卫不识其人,只听老兵轻声解释:“昔日徐海绥靖区一声令下,他能挡住冈村宁次;今日花圈一到,便知往事已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