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毛泽东专列停在武汉江岸。闲谈之际，主席忽然问韩先楚一句：“钟伟现在在哪儿？”这句看似随意的提问，其实在军中流传许久——因为谁都知道，这位曾被兄弟部队半开玩笑地称作“钟疯子”的少将，打仗有一股狠劲，熟人说他是豹子的凶猛与猴子的机敏揉到了一起。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放不下沙场。
时间翻到1984年6月，病榻上的钟伟已无力再起，可谈到兵法却仍然条理清晰。儿子钟戈挥靠在床头，想试探父亲的意识是否清醒，随口问：“一个团对一个团，怎么打得赢？”老将军喉间沙哑，却给出闪电般的答案：“先用一个营拖住敌两个营，自己的两个营先吃掉敌一个营，分割再消灭。”短短几句，仍是典型的“以快制胜、以小吃大”，让陪护护士听得瞠目。
追溯钟伟的刚烈脾性，要从1948年初说起。辽沈战役前夜，东野面对陈诚布置的新五军，谁都知道那是一块硬骨头。大雪封野，部队踩一步就没膝，伤亡随时可能飙升。一些参谋建议暂缓进攻，钟伟却扛着图板走进林彪指挥所：“重炮给我，人我自己带，雪地不是事。”林彪盯着他半晌，点头放行，炮一、炮二两个团悉数划给五师。这份信任后来被不少老兵当成豪赌的注脚，可那晚挖出的“冰壕雪道”长驱直入，新五军仅一小时便土崩瓦解，5000多名俘虏尽数就擒。
战后出现一段插曲。三纵的小排长意外活捉了军长陈林达，消息一出，整个纵队兴奋得像过年。可还没来得及押回司令部，钟伟带人一句话不说把俘虏“抄走”了。邓岳火冒三丈，策马追了好几里，差点当场拔枪——这种“抢俘虏”的戏剧性场景，之后多年仍被老兵当趣事谈起。尴尬也好，争执也罢，东野内部却因这种彼此较劲而更添血性。
同年二月，林彪再一次点了钟伟的名，让他出任新组建的十二纵司令员。对很多人来说，副司令头衔已是跃升，可钟伟把话说得直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林彪没生气，反倒开怀大笑：“那就给你全权，你自己带兵去练。”从此，十二纵这个新生部队短短数月捏合成形，硬是在辽西大地上演了一出“650里强行军、孤军突进沈阳”的好戏。
1948年10月末，中央军委急电，命十二纵火速南下，堵周福成南逃营口。电报绕行耽误三天才抵队部，铁路被毁，官兵只得翻山越岭奔袭。赶到开原时，又收林彪要其北上截击廖耀湘兵团的指示。两道命令各指一处，谁都急。夜幕里，灯下作战地图摊开，钟伟掰着指头算路程、算时间，最后做出大胆决断——“两头都要顾，只能主动出牌，插向沈阳。”于是，三万将士顶着呼啸的朔风，砸冰过浑河，强攻苏家屯，随后掐住沈阳铁西区咽喉。主力随后赶至，周福成只好缴械，辽沈战役提前收官。许多档案写明：十二纵这步超常规的“棋”，把敌退路彻底封死。
新中国成立后，战功显赫的钟伟本可稳坐宝座。然而，他先在广西，又在武汉、北京辗转担任参谋长。一身胆气却难掩心底落差，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性格桀骜，不服管；有人说他看不惯某些官僚作风；也有人提到，偶尔失言，树敌不少。无论外界如何评论，钟伟对军事的痴迷始终未改。去部队视察，他能蹲在壕沟里和新兵讨论刺杀动作；回到办公室，他常把一摞地图铺满地板，用旧铅笔反复圈划。
1980年冬，他离职休养。身体日渐孱弱，却依旧抄写古兵书自娱。最让探望者称奇的是，他不仅背得出《孙子兵法》，还能把抗美援朝战例与明末李定国用兵并列点评。黄克诚来医院看他，一句“再起战事还得找你”让病房里气氛少了几分凄凉，增了几分兄弟间的默契。
同年暮秋，老将军预感大限将至，亲手写下两大页遗嘱。开篇第一句是：“我最爱的党，我跟随您五十六年，如今该到道别的时候。”字迹仍旧锋利，仿佛马刀劈砍。接着，他交代身后事：不补发薪金，电视机与冰箱折价上交作党费；不要追悼会，不设告别仪式；骨灰撒回平江天岳书院——那里是红军起义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第一声枪响。
临终前两天，钟伟忽然把儿女唤至病床，反复嘱托照顾老警卫员和做饭的勤务员，“他们跟了我一辈子，可别亏待”。话音未落，气息已显微弱。6月24日凌晨，这位在战场上屡出奇招的猛将静静合上双眼，终年七十三岁。
他走后，人民大会堂没有为他悬挂巨幅遗像，八宝山也没有排队吊唁的长龙。可在不少老东野将士心里，一谈到那条冰壕雪道、那片浑河薄冰，便会想起那个擅自“抢”俘虏、却从未错过战机的“钟疯子”。他们说，钟伟的兵法其实不复杂：胆要大，心要细，冲锋要快，吃住敌主力；更重要的是，眼里只有胜利，绝不计个人得失。
遗嘱写了两页，却只围着两件事：一是党和人民怎样更需要这批老兵的余热；二是战友、勤务人员的衣食冷暖该有人惦记。字字句句，仍是一名军人对组织、对弟兄的担当。若论一生最大遗愿，他并未直说。但仔细琢磨，答案早刻在那两页纸里——愿天下再无战火，愿子弟兵永远比他指挥的冰壕冲锋跑得更快、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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