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开国将帅”几个字，许多人可能都会下意识觉得他们都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多少都会有些距离感。
但要是说，如今还有一位将军仍然健在呢？想必许多人都会惊讶一下。不过，这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这位长寿老将，就是王扶之将军。
从12岁谎报年龄参军的“红小鬼”，到如今跨越世纪的历史见证者，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革命史与强军史。
1923年，王扶之出生在陕西，他的童年几乎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家里世代都是贫苦农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5岁那年，母亲又病逝了，小小的他还不懂什么是生离死别，就不得不跟着爷爷和父亲讨生活了。
为了一口饱饭，父亲带着他背井离乡到延安投奔远房亲戚，可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幼的王扶之早早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东家打短工、西家干杂活，就成了他童年的日常。
父亲实在不忍心看他一辈子都被困在黄土地里，就求人托关系，把他送进了当地的私塾。那3个月，成了王扶之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文化启蒙。
几个月之后，他还是回到了田间地头，继续靠着苦力谋生，可他的心里，却早就埋下了改变命运的种子。
1935年的陕北，红色的火种正在燎原，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穿梭在黄土高原的山峁间，他们不动百姓一分一毫，还帮着穷苦人分田地、干农活，与欺压百姓的旧军队形成了天壤之别。
这一年，12岁的王扶之看到了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看着红军战士们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奔波，他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当红军，跟着这支队伍干大事。
可红军招兵有年龄要求，12岁的孩子，在谁眼里都是个需要呵护的娃娃，更别说参军了。王扶之脑子一转，想着当时大家普遍都个子不高，自己常年劳作，瞧着要比同龄人大些，就说自己17岁。
看着这个眼神坚定、身形挺拔的少年，干部竟然还真的相信了，于是就收下了他，编入红26军78师的少共营。
就这样，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只是彼时的他，没有像样的军装，没有锋利的步枪，手里只有一根红缨梭镖，却攥紧了改变命运、守护家国的决心。
刚入伍的日子，艰苦又难熬。少共营里都是半大的孩子，最大的也不过17岁，他们主要负责侦查、联络和后勤工作，很少参与正面战斗。
可王扶之不甘心只做后方工作，他一边认真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一边跟着老兵学习军事技能，枪支的组装、拆解、射击，他只看了几个月，就掌握得炉火纯青。
他知道，只有练就一身硬本领，才能真正上战场，才能真正为老百姓打仗。很快，王扶之等来了第一次上战场的机会，那便是劳山战役。
1935年10月，红15军团设下围城打援的计策，准备围歼进犯陕北的东北军110师，少共营的任务是占领敌人撤退路上的一个高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可等他们赶到时，高地早已被一个连的东北军占领，敌人看着这群手持梭镖的娃娃兵，满脸不屑，根本没放在眼里。
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群娃娃兵也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王扶之跟着战友们兵分三路，正面牵制、两侧迂回，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上冲。
子弹从头顶飞过，炮弹在身边爆炸，王扶之却丝毫没有退缩，他端着梭镖，直奔一名举枪瞄准的敌人，将梭镖抵在对方胸口，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少年的吼声里，满是坚定与无畏，敌人被这股气势震慑，当场跪地投降。
这一战，王扶之缴获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支枪，因作战英勇，部队破例将这支枪奖励给了他，这杆枪，也成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一个“战友”。
劳山战役后，王扶之就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到红75师223团3营担任通信员，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更难得的是，1936年，年仅13岁的他，在目睹了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惨状后，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队伍中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对自己、对国家的终身承诺，从这一刻起，“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就刻进了他的骨血里。
由于王扶之识得几个字，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是少见的“文化人”，他被当作储备干部重点培养，编入了测绘集训队。
测绘兵看似不用直面炮火，实则危险重重，彼时测绘工具落后，想要画出精准的地图，必须亲临前线实地测绘。
为了一张地图，他们常常要跋涉几十公里，翻山越岭、穿越敌占区，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可王扶之深知测绘工作的重要性，一张精准的地图，能让部队首长做出正确的作战决策，能让无数战友少流血、少牺牲。
他带着纸笔和简易的测绘工具，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每一条山路、每一条河流，都被他仔细标注在地图上，他的脚步，丈量着陕北的土地，也铺就了部队作战的胜利之路。
在测绘队的日子，不仅让他掌握了参谋的核心技能，更培养了他敏锐的战场洞察力，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扶之被编入115师344旅687团，担任测绘股长，跟随部队转战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七省，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在那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战斗中，王扶之跟着部队埋伏在平型关的峡谷两侧，看着日军的运输队进入包围圈，他和战友们一起冲锋，用枪炮和刺刀，向侵略者讨还血债。
这场战斗，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也让王扶之更加明白，只有团结一心、奋勇杀敌，才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后来，王扶之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通信股股长，跟随师长黄克诚转战苏北。
黄克诚师长高度近视，不愿骑马，王扶之在一次伏击战中缴获的一辆自行车，就成了师长的“移动指挥部”，王扶之也成了师长的“专属司机”。
可他从不是只会跑腿的通信兵，关键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独当一面。
1943年初，新四军第三师从阜宁向阜东转移，需渡过射阳河，而河边的面粉厂老板组建了数百人的武装，在当地颇有势力，若不能争取到他的支持，部队转移必将困难重重。
王扶之主动请缨，扮成商人前去洽谈，一见面，他就将自己的枪拍在桌上，不卑不亢地说：
“老板，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若你愿与我们联手，便是朋友；若你助纣为虐，做汉奸的帮凶，新四军也绝不会手软。”
他的气魄震慑了面粉厂老板，对方当即答应配合，为部队准备渡河器材，还承诺不向日军报信，部队得以顺利转移。
也正是在这段并肩作战的日子里，王扶之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师长的教导下，他的军事才能与日俱增，逐渐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扶之就跟随黄克诚挺近东北，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担任东野2纵5师作战科长、14团副团长。
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他经历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等诸多战役，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和战友们啃着冻硬的窝头，穿着单薄的棉衣，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搏斗。
他深知，打仗不仅靠勇气，更靠战术，每一场战斗前，他都会反复研究地形，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多次立功受奖。
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之后，王扶之升任39军343团团长，跟随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南疆，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足迹遍布13个省、市、自治区。
从松花江到镇南关，从白山黑水到岭南水乡，他带着部队浴血奋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阵地，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在锦州战役中，他担任主攻团团长，带领战士们突破城墙，撕开敌人的防线；在天津战役中，他带队展开街头巷战，用手榴弹和步枪，肃清了城内的残敌。
多年的南征北战，让他褪去了少年的青涩，沉淀出军人的刚毅，也让他从一个陕北的放牛娃，真正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7岁的王扶之跟随39军首批入朝，担任115师343团团长，后升任师参谋长、副师长、代师长。
朝鲜战场的艰苦，远超想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缺衣少食的困境，还有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美军，每一场战斗，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1952年8月的临津江阻击战，成为了王扶之生命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当时，他正带着参谋人员在坑道里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反击战术，突然，美军的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不偏不倚命中坑道顶部。
瞬间，几米厚的岩石和土层瞬间崩塌，坑道被彻底封死，随行的记者和四名战友当场牺牲，王扶之和另外两名参谋被气浪推到坑道尽头，腿部负伤，被困在漆黑的坑道中。
外面的救援部队急红了眼，军长吴信泉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战士们用手刨、用铲子挖，眼泪混着泥土往下流，可塌方量太大，根本找不到被困人员的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30个小时、35个小时、38个小时，坑道里空气越来越稀薄，水和粮食早已耗尽，王扶之和战友们用手扒开身上的土石，拼命寻找生的希望。
而地面上，救援部队几乎绝望，甚至已经为他准备了棺材，志愿军总部的花名册上，也为他标注了“牺牲”。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希望渺茫的时候，工兵连副连长突然发现，有两只苍蝇从石缝中飞了出来。
“有苍蝇就有空气，里面肯定有人活着！”战士们瞬间重燃希望，顺着苍蝇飞出的方向奋力挖掘，终于在被困38个小时后，挖开了一条通道，将王扶之三人成功救出。
这场死里逃生，让王扶之记了一辈子，此后的日子里，他从不打苍蝇，总说：“那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能忘。”
伤愈后，王扶之立刻重返战场，继续指挥部队与美军作战，他带领的115师，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多次重创美军，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王扶之随部队回国，继续在部队深耕，先后担任39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32岁的王扶之被授予大校军衔，成为当时军中最年轻的大校之一。
1964年，王扶之晋升为少将军衔，跻身开国将帅之列，彼时的他，年仅41岁，是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一。
（开国将帅是指1955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期间，被授予将帅军衔的高级将领的统称，共计1614人）
授衔后，他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在这个关乎全军作战指挥的重要岗位上，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谋划策。
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的西沙海战，王扶之协助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首长指挥作战，凭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敏锐的战场判断，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指挥支持。
1980年，王扶之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奔赴祖国的西北边疆。彼时的新疆，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边防哨所大多建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山上，高寒缺氧、风沙肆虐。
王扶之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边防哨所，与守边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同执勤，没有一点将军架子。
他走遍了新疆的各个边防点，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为改善边防哨所的条件、加强西北边防建设殚精竭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的使命永远在战场，永远在边防”。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王扶之因功勋卓著，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对他一生军旅生涯的最高褒奖。
1998年，75岁的王扶之正式离休，结束了长达63年的军旅生涯，定居大连干休所。离休后的他，没有选择安享清福，而是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过着朴素而规律的生活。
如今，百岁高龄的王扶之，依旧身体健朗，思维清晰，他拒绝了特护病房和专属保姆，生活起居全部自理，每天坚持晨练、读报（视力退化后听收音机）、练字。
他的书法刚劲有力，“忠诚”“奋斗”等字幅，挂在家中，既是他的人生写照，也是他对后辈的期许。
他的饮食清淡规律，粗粮细粮搭配，不挑食、不铺张，衣物朴素整洁，生活用品一用就是多年，这些从革命年代养成的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
从1955年到1965年，新中国共授予1614位开国将帅，他们是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是共和国的奠基者。
几十年岁月流转，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相继离世，少将们也一个个远去，如今，只剩下王扶之一位，依旧健在。
他是最后的开国将帅，是一部行走的“活着的革命史”，他的身上，刻着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藏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也凝聚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王扶之将军，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用忠诚与担当，诠释着一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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