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日凌晨，莫斯科郊外的库丘诺沃别墅依旧灯火通明。卫队员在走廊里换岗时不自觉放轻了脚步，他们都知道，房间里那位年近七十四岁的老人已经两夜未合眼。床头电话像怪兽的嘴巴，随时可能喷出命令，任何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斯大林躺在长沙发上，手边放着一本磨旧的《哥尔基通信集》。纸页刚翻到一半，他却把目光移向窗外的白桦林。夜太静，只能听到风掠过树梢的“呼啦”声。忽然，他按下铃钮，让值班人员把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叫来。对方匆匆赶到，老人却只冷冷丢下一句：“坐，看电影。”投影机嗡嗡作响，没人敢先开口。

影片刚播一刻钟，斯大林眯起眼睛，低声提到一个怪梦：十二里宽的叶尼塞河，二十四只石鸡，十二发子弹。场面诡异得不像打猎，更像数字游戏。旁人都在揣摩：二十四，是战友？是敌人？没有人敢询问。赫鲁晓夫后来私下嘀咕：“他真正想的，也许根本不是猎物，而是把一切都牢牢控制在枪口之下。”

最令人不安的，是他近乎疯狂的防备心理。餐桌旁，总要有人先试菜，哪怕是普通的黑面包。他甚至连矿泉水也分成三瓶，让三名卫士各喝一口，确认无毒后才抿一下。有人暗暗统计，光是这套程序，一顿饭就能消耗半小时。卫士彼此交换眼神，却不敢显露半分不耐。

诡异的是，怀疑与孤独并存。沉默只要持续五分钟，他就抓起电话：“来一趟，聊聊天，顺便看部电影。”接到召唤的往往是赫鲁晓夫、贝利亚或布尔加宁。大伙明知自己只是道具，却仍得陪笑，生怕一句话刺激到对方那根紧绷的神经。

临终前三个月，斯大林的健康已明显滑坡。血压常年维持在200毫米汞柱上下，医生建议住院，他断然拒绝。次年二月，左臂偶尔麻木，他装作没事，还坚持打靶。真正会枪的人一看就明白，他的肩胛带早已僵硬，射击姿势漏洞百出。可他非要让侍卫在靶纸上多打几个洞，以示自己“弹无虚发”。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发生在二月中旬。斯大林端着一支三线步枪，想驱赶别墅屋檐上的乌鸦，结果子弹擦过瓦片，碎瓦飞溅，差点击中不远处的米高扬。众人惊出一身汗，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乌鸦也需要纪律。”一句话，让空气凝固。

不久后，他开始频繁回忆列宁。那张要求他向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道歉的便条，被他反复掏出又塞回信封。“列宁竟想叫我认错？”他有时咬牙，有时发狠，却迟迟没烧毁纸片。赫鲁晓夫后来分析，斯大林对列宁的感情复杂：既是敬畏，也是负罪。

3月2日晚，斯大林独自进餐后回到卧室，关门前特意对卫士说：“不用跟进来。”十二点左右，房内迟迟没有动静，值班员踌躇良久，终于破门而入，发现老人仰面倒在地毯上，右手还抓着被汗水浸湿的睡衣下摆。医生赶到时，他已出现严重脑溢血症状，呼之不应。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中，所有高级领导人轮流守在床边。医生插导尿管时，他短暂醒来，挣扎地要把管子扯掉，目光裹挟着屈辱与惶恐。贝利亚压低声音说：“元帅同志，别乱动。”老人眨了一下眼睛，像是听见，又像是已经听不懂。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3月5日0时，体温骤降。马林科夫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只说了七个字：“快来，他不行了。”十分钟后，急救人员开始胸外按压。强壮的男护士双臂起落，力度足以让旁人心惊。赫鲁晓夫看着这一幕，脱口而出：“够了，他已经走了。”话音落下，心电图上的小波纹归于平直。

死亡证书注明：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因脑溢血并心衰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文件被锁进保险柜，可所有在场者心里明白：真正要埋葬的，不只是一个生命，还有一个时刻呼风唤雨却再也无法信任任何人的灵魂。

葬礼安排旋即展开，莫斯科变成巨大的舞台，而观众却无从得知幕后细节。克里姆林宫里，几位政治局成员对着空荡的会议室沉默长久。半晌，有人自问：“要是连最亲近的人都防备，究竟图什么？”没人回应，椅子轻轻吱呀，仿佛在替人叹息。

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句：“他害怕所有人，却又离不开任何人，这是最难熬的折磨。”字句并不华丽，却把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窒息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斯大林留给世界的谜团，也许永远无法被解完，但那一夜的孤独与恐惧，已经足够唤起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