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9日晨雾未散,汶川县漩口镇简易停机坪上,人声嘈杂。范晓光盯着头顶盘旋的米—17直升机,脸色铁青。旁边的运输机却还在反复卸货、再装车,摄影机镜头一摆一摆地追着忙碌的身影。范晓光猛地上前,一脚踹向镜头,声音炸开:“挪开!让救护机落!”短短一句,救援通道立刻畅通。镜头后的工作人员愣住,没料到这位平日温文尔雅的副司令员竟然如此发火。事后,很多人才明白,他争的不是面子,而是分秒必争的生命。
范晓光的“狠劲”并非一朝练就。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冬,父亲王平正在晋绥边区指挥鏖战,母亲范景新则在根据地医院忙碌。儿子出生那晚,战火轰鸣,范景新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微光,给孩子取名“晓光”——胜利前的曙光。小家伙后来向父母提出一个要求:“我跟妈姓。”王平哈哈大笑,没反对。军人家庭里少有这样的商量,可王平知道,孩子心里自有主张。
王平身上的传奇更早。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部会合。次年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局势紧绷。毛泽东决定率中央机关先北上,护卫任务落在时任红十一团团长的王平肩上。毛泽东与王平在山口相遇,“拦路的同志怎么办?”王平低声请示。“做宣传教育。”毛泽东语气平静。王平牢记嘱托,步步为营,最终护送中央安全突围。那一役,王平年仅27岁,却被彭德怀称为“胆子大、头脑清”。
1937年至1945年,王平辗转山西、河北、察哈尔,脚步似风,人送外号“飞毛腿大高个”。抗战八年,他率部奔袭阳明堡、围攻广灵,打出华北炮火最凶的一串胜绩。1949年初,全家住在张家口,外面捷报连传。四岁的范晓光却嚎啕大哭:“全国都解放了,我长大怎么办?”周围大人笑得前仰后合。童言虽稚气,却显露了他想打仗、想当兵的执拗。
1964年,18岁的范晓光考进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一次大比武,他连着五发炮弹命中环靶,战友给他起绰号“神炮手”。连队党支部找他谈话,让他写入党申请书。范晓光写不出,只好给父亲捎信求教。王平回信寥寥数行:“不会写,说明距离党员标准还有差距。先照着党章做。”短短一页纸,把儿子“激”得夜里挑灯研读。三个月后,他自己写出了那封申请书,也顺利成了预备党员。
然而1966年,学院改为地方院校,学员集体脱下军装。范晓光压下失落,转业回地方。十一年后,国家决定恢复军委炮兵科研处,他第一时间报名复员。1978年,一袭旧军装,范晓光再次站在军旗下,像把锈迹磨亮的刀。接下来的岁月,他主持多型火炮测试,参与研制火箭弹精度校核系统,技术人都说他“既懂理论又敢趴坑口”。
2003年底,范晓光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川西高原地势复杂,雪线、峡谷、泥石流是常态。训练场上,他常吼一句口头禅:“动作快一点,山不会等我们。”不少年轻参谋背地里说,副司令员的“飞毛腿”基因大概传自老将军王平。
汶川地震后,灾区碎石堆成壁障,道路全断。可外军区援兵最早也要18小时后才能抵达。范晓光当晚下令:“四川境内全部民兵、预备役,统统出动!”几十个县市的五万民兵,踩着余震赶赴震中。许多媒体误以为是正规军精锐,赞叹战斗力,其实都是平日种田、教书、修渠的普通人。
5月19日那天,救援医疗机在空中盘旋20分钟仍下不来。范晓光冲到坪边,掐着秒表直冒火。拍摄组的摆拍耽误了降落,他当场踹了摄像机。有人小声嘀咕:“副司令发飙了。”片刻后,停机坪清空,医疗机顺利落地,八名军医扛着担架直奔受困村寨。那张“踹镜头”的照片后来被剪掉,却在战士中口口相传。有人评价:关键时刻,脾气要用在刀刃上。
更棘手的唐家山堰塞湖危机紧随其后。河谷堵塞,若溃决,三峡库区以上十几个县都保不住。5月25日起,范晓光带着爆破、工兵、气象、测绘人员驻扎现场,几乎不曾离开。记者纷纷往山上涌,他看着一架又一架的直升机装着媒体人员起飞,满脸寒霜:“再放一个记者上山,就把谁扔水里!”这句狠话一出,几十架直升机瞬间腾给工兵,紧急导流槽施工进度比计划提前了6小时。6月10日凌晨,堰塞湖成功泄洪,巨浪奔流而下,沿线村庄平安无事。
说来巧合,那时已近90岁的范景新在成都家中,始终按自己的叮嘱——“不打扰就是支持”。直到6月6日晚,家里电话响起,范晓光在噪声里压低嗓子:“嘿嘿……没事……小心当寡妇呀,哈哈……”老母亲拉着话筒,笑着抹眼泪。电话那头的笑声,被直升机桨叶切成断续间奏,却格外踏实。
抗震救灾告一段落,范晓光回到军区机关。外界想采访,他一概推辞:“工作摆前头。”几页简报记录了他的决定与命令,却没记录在唐家山堰塞湖岸边,他穿着作训鞋、坐在石头上啃冷馒头的模样。有人说,他继承了王平的“飞毛腿”和直脾气,也继承了老一辈指挥员一句古训:兵者,国之大事,决死生,论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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