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南京那栋阴森森的保密局大楼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百号特务手里死死攥着50万法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台上的毛人凤举杯高喊“干杯”。
这画面要是拍成电影，绝对是妥妥的黑色幽默。
50万法币，听着像是一夜暴富，其实在那个物价飞上天的年头，也就够买几袋大米。
这钱说白了就是“遣散费”，更是断头饭的买路财。
这帮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顿饭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在大陆的“最后的晚餐”。
这哪是什么毕业典礼，分明就是一场把特务变成合法杀手的“挂牌仪式”，也是这帮曾经自诩为“天子门生”的家伙，职业生涯里最荒诞的终章。
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咱们还得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
想当年抗战那是军统的“高光时刻”，戴笠这人搞扩招跟吹气球似的，直属特务四万五，外围那是奔着十万去的。
那时候谁要是能进军统，要么你是戴老板的浙江老乡，要么是特训班出来的“嫡系”，那在国统区横着走都没人敢拦。
可谁也没料到，日本一投降，这帮人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1946年戴笠那架飞机一撞山，军统的天就塌了。
老蒋为了在那个“三人小组”面前装装样子，搞什么民主宪政，大手一挥要缩编。
军统摇身一变成了保密局，这一变不要紧，几万名中下层特务瞬间成了没人要的“弃子”。
那段时间，从武汉到西安，各大城市的“军官总队”里塞满了这些失业特务。
一个个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以前抓人杀人不眨眼，现在为了口饭吃急得团团转。
这帮人心里那个恨啊，整天聚在一起骂娘，感叹什么“兔死狐悲，树倒猢狲散”。
这种情绪在当时非常危险，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家伙要是流落社会，手里有枪又有技术，那就是几万颗不定时炸弹；可要是全养着吧，国库早就空得能跑老鼠了，根本掏不出这笔钱。
于是，一个极其隐秘又庞大的“洗白计划”出炉了——把特务变警察。
这招真的绝，既解决了特务的吃饭问题，又把特务的触角名正言顺地插进了合法的警察系统。
这就像是把狼身上的皮褪了，给套了件牧羊犬的马甲，本质上还是要吃人的。
1947年7月，保密局下了死命令，凡是考不进正规编制的，统统去中央警官学校“回炉重造”。
这就是为什么1948年3月，会有这几百名特务齐聚南京，参加那个所谓的“警政班六期”毕业典礼。
那场毕业典礼的气氛，现在翻看那发黄的档案，都能闻出一股子绝望的味道。
蒋介石居然亲自到场打气，你想想他得多重视这最后一点“家底”。
他在台上那个慷慨激昂啊，信誓旦旦地放狠话，说什么共匪不消灭，他蒋某人就自刎以谢国人。
这话听着是真硬气，可当时是个什么局势？
解放军在东北、华北那是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打得找不着北。
老蒋这话，与其说是给学生打气，不如说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台下的特务们虽然还在那拼命鼓掌，手都拍红了，但心里恐怕都在打鼓：这哪里是去当官，分明是让我们去填坑啊。
典礼一结束，真正的“猛料”才刚开始。
这批毕业生被秘密拉到了保密局大楼，这时候的气氛就从“官方训话”瞬间切换到了“帮会分家”。
进门先搜身，不许带武器，连自己人都防着，这细节就透着一股子不信任。
在那张长长的宴会桌上，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头头脑脑几乎全到了：郑介民、毛人凤、唐纵…
这帮人平日里为了争权夺利，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今天却难得地坐在一起。
毛人凤那天没打官腔，作为当时的“大家长”，这老狐狸那番话讲得是极有水平，充满了江湖气。
他把保密局比作“娘家”，把这些即将去当警察的特务比作“出嫁的姑娘”。
这话里的意思再直白不过了：你们虽然穿上了警服，但骨子里还是保密局的人，还是戴老板的徒子徒孙。
要是外面有人欺负你们，“娘家”给你们撑腰；但要是你们忘了本，想搞什么小动作，家法也是不认人的。
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他那句叮嘱，说什么“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人”。
这哪里是警察局长的训话，简直就是黑帮老大的动员令。
这群即将散落到全国各地警察局的特务，实际上是被赋予了更隐蔽的杀人执照，要在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前夜，进行最后的疯狂反扑。
这就像是给一群疯狗松了链子，还告诉它们：随便咬，不用负责。
当时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也没闲着，这人更是把“以权谋私”摆到了台面上。
你是上校？
行，那去警察局起码得是个局长。
这叫什么？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这场权力的最后瓜分中，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逻辑暴露无遗：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专业能力，只在乎是不是“自己人”。
军统系统里向来有“亲儿子”和“干儿子”的说法，特训班出身的是亲儿子，半路出家的是干儿子，至于这次分流出去的，虽然算是“嫁出去的女儿”，但在那个乱世，能捞到一个警察局长的实权职位，已经是令人眼红的肥差了。
毕竟有了这层身份，搜刮民脂民膏也就更方便了不是？
历史并没有给这群人太多施展“抱负”的时间。
这场充满了江湖义气、权力分赃和垂死挣扎意味的午餐会，终究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毛人凤最后祝酒时提到了“死去的戴先生”，提到了“身体健康”，唯独没敢提“反攻胜利”。
你想啊，连特务头子自己心里都没底，底下人能有什么指望？
那每人手里的50万路费，在随后的恶性通胀中，贬值速度比翻书还快，很快连几斤大米都买不起了。
这群带着保密局“内勤证”和电台密码散布到各地的特务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像毛人凤预期的那样“生根发芽”。
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他们有的被俘虏，在改造所里写了一辈子检查；有的见势不妙直接投诚；还有的在仓皇逃窜中，不知死在哪个臭水沟里，成了历史的尘埃。
那天南京保密局大楼里的酒，确实是他们作为旧时代特权阶层的最后一杯送行酒，喝完这杯，那个荒唐的时代也就剧终了。
参考资料：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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