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14日凌晨三点，北京站的广播还在循环播放昨晚的边境通报，月台灯光将铁轨映成一条灰白色的带子。杜修贤拎着那只老旧的帆布包，脚步沉得像灌了铅，却没有丝毫犹豫。
二十四小时前，铁列克提方向传来的枪声还在他耳边轰鸣。徒弟王一兵倒在阵地上，几名战友也没能撑到天亮。广播里一句“我边防巡逻队员伤亡”让他胸口一紧——若不是调令，他原本排班就在现场。
火车车厢里闷热难耐，杜修贤却一夜没合眼。那封加急电报只有六个字：“即刻返京报到。”这六个字，既像命令，也像一根救命绳。周总理一句“这次摄影还是老杜”，将他从生死边缘硬生生拽回。
天刚蒙蒙亮，他换上一套干净中山装，揣好新华牌相机，又摸了摸口袋里的暗袋——里面夹着几张未洗出的胶片，还有徒弟最后一次替换胶卷时留下的备注。
西花厅门口，警卫把他领到廊下。半个小时后，周恩来推门而入，先扬声喊了一句：“老杜！”两人对视，握手，谁也没先开口。片刻静默后，杜修贤声音发涩：“总理……”周恩来拍拍他的胳膊，没有多问，只说：“回来了就好。”
旁边的邓颖超看着这一幕，感慨地说：“老杜啊，你可是66年以后，我们在后厅见的第一个客人。”一句话道尽这三年西花厅的冷清。她怕他不信，又补了句：“亲戚都没在这儿见过。”杜修贤忙摆手：“邓大姐，我信。”
信任并非天降。早在1960年春，他第一次跟随总理参加颐年堂会见。握手瞬间，总理忽然抬头问：“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照相？”众人愣神，他笑答：“相机在我手里，别人按不了。”那一张补拍的合影，成了周恩来对他记忆最深的“名片”。
1963年底的亚非欧访问更让外号“杜三”不胫而走。几内亚椰林大道上，陈毅开玩笑道：“一二三，杜氏兄弟凑齐啦。”周恩来朝他招手：“晒得这黑，像非洲人！”话虽戏谑，却透出亲切。
拍领导正面照最难的地方是天安门城楼。每逢庆典，毛主席与总理倚栏挥手，他为了抢角度，身子探到半空外。总理几次悄悄揪住他衣襟，低声责备：“要镜头不要命？”事后他自嘲：“总理揪衣服的次数，比母亲揪耳朵还多。”
1966年7月，他随同出访罗马尼亚返京后，被安排到车间做定影工人。相机换成扳手，他照拂胶片的手去擦机油。两年后，又被派到新疆最前线。许多人以为这是“断档”，可周恩来始终惦念。
1969年出访朝鲜的名单递上去，总理扫一眼便问：“老杜呢？”得到“人在铁列克提”的答复，立刻批示：“叫他回来！摄影还是他。”谁也没想到，这份批示刚发出，边境便响起苏军的炮声。
回到西花厅后，周恩来让他先休假两天。杜修贤却只睡了六个小时就跑去暗房，把边疆带回的底片冲洗出来。洗片时，他看见显影液里浮现王一兵撑着相机的剪影，喉头一紧，差点把底片抓皱。
1970年春，中央决定让杜修贤兼任毛主席专职摄影。两位最高领导的行程交织，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他身背两台哈苏，腋下还夹一只闪光灯电池箱，常被传达室警卫逗趣：“老杜，你这身家当比步枪还沉。”
1974年12月5日，305医院。日本大使池田大作告辞，总理扶门框站起，叫了一声：“老杜。”他快步上前，想扶，总理摆手：“不用了。”随后淡淡一句：“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杜修贤心里一沉，却仍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这张略显消瘦却神色从容的侧影。
长年举机，他养成几个职业“后遗症”：左眼比右眼略大，右肩因常扛电池箱高出一寸。有意思的是，他能一口气抽完一支烟，半寸烟灰不落，不少同行笑称这比快门速度更难练。
杜修贤的朴素出了名。人民大会堂国宴，他总让服务员换碗肉丝面；年岁渐长仍坚持两条规矩：菜不能贵，盘里不能剩。有人打电话来，他只冷冷一句“说话”，无寒暄，无客套。
自1976年以后，他不再出现在新闻镜头背后，但那一沓底片、那数万次快门，为共和国留下大量珍贵影像。对外界而言，他是伟人身后的“无名镜头”；对周总理夫妇而言，他是西花厅久违的“家人”。这份情分，始于1960年的一次握手，也凝固在1969年那句“叫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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