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南京市人民法院。
这一天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空气仿佛都被冻住了。
被告席上瘫坐着一个小老头，面容枯槁，浑身哆嗦，活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过街老鼠。
就在刚才，审判长鞠华重重地敲下了法槌，宣读了那个令他魂飞魄散的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这判决冤吗？
在当时看来，一点都不冤。
这老头名叫杨登瀛，化名鲍君甫。
在档案里，他是国民党中统的高级特务，当过臭名昭著的“反省院”院长，那可是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地方。
这么一个满身是“黑历史”的人，拉出去枪毙五分钟都值的。
法警走上前，冰冷的手铐刚碰到他的手腕，这个已经被吓得半死的小贩突然像触电一样，爆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求生欲。
他死死扒住被告席的栏杆，手指节都发白了，扯着破锣嗓子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话：
“我不是特务！
别杀我！
我要见陈赓！
陈赓将军能证明我是共产党的人！”
这一嗓子，把全场人都喊懵了。
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老头是不是疯了。
一个是人人喊打的国民党老牌特务，一个是战功赫赫的解放军兵团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大将，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简直就是笑话。
这就好比一只耗子说自己是猫的拜把子兄弟，谁信啊？
但审判长鞠华是个谨慎的人，他看着杨登瀛那双绝望又笃定的眼睛，心里咯噔一下。
万一呢？
就是这一念之差，不仅救下了一条命，更牵出了一段被尘封在上海滩十里洋场下的惊天秘闻。
几个月后，一封加急公函从北京送达南京，落款赫然写着：陈赓。
信里的内容，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赓不仅确认了杨登瀛的身份，更披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事实：这个国民党大特务，不仅是我党的“线人”，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发展的中央特科“王牌卧底”。
这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但历史往往比小说更狂野。
要把这事儿捋清楚，咱们得把时针拨回1928年的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滩，那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特工的修罗场。
杨登瀛这人，履历漂亮得不像话：早稻田大学毕业，精通日语，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身边的红人，更是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之间的“超级联络员”。
这不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吗？
穿着西装，喝着咖啡，出入名流宴会，手里还要权有权，要钱有钱。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党国精英”，骨子里却是个对国民党腐败透顶感到绝望的愤青。
他看着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对老百姓的盘剥，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就在杨登瀛迷茫得不知所措时，他的老乡、也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陈养山，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经过几次彻夜长谈，杨登瀛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跟共产党走。
这消息传到中央特科，周恩来当机立断，派出了最著名的“特科红队”负责人陈赓与他对接。
有些人身在光明里，心却烂透了；有些人身在黑暗里，却死死守着那点光。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完全颠覆了大家对地下党的认知。
通常我们觉得地下党都是艰苦朴素，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但在杨登瀛身上，组织上下了血本。
为了帮他坐稳国民党“特务高层”的位置，陈赓不仅给他配了专门的保镖（其实是地下党联络员），甚至专门拨款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小汽车。
各位，那是1928年啊，全上海也没多少辆私家车。
这辆车一开，杨登瀛的“排面”立马拉满。
国民党的高官们一看：嚯，这老杨混得可以啊，实力雄厚！
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最核心的情报，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坐着共产党买的车，送到了陈赓的手里。
这也算是那个年代最早的“带资进组”了。
杨登瀛这个双面间谍当得有多成功？
说个最经典的“骚操作”。
为了应付上面，陈赓和杨登瀛商量了一出“苦肉计”。
我党专门在租界布置几个无关紧要的假据点，放上几本无关痛痒的宣传册，然后让杨登瀛带人去“破获”。
每次杨登瀛一抓一个准，国民党高层陈立夫、张道藩对他信任得五体投地，甚至觉得他是“党国干城”，简直就是特务界的楷模。
殊不知，每当国民党真正要抓捕我党核心人物时，杨登瀛总是第一时间把情报送出去。
这就像是在敌人心脏里安了个起搏器，跳不跳，全看我们心情。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杨登瀛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最惊险的时刻，发生在1931年。
他利用自己在巡捕房的特殊关系，以“专家鉴定”为由，带着另一位特工刘鼎（这可是后来的军工泰斗），大摇大摆地进了巡捕房。
这波操作简直神了。
等到国民党特务兴冲冲地来接收“罪证”时，打开箱子一看，傻眼了。
里面全是些晦涩难懂的社会学草稿，看都看不懂。
最终，关向应被当作“激进学者”给放了。
这一手“偷梁换柱”，简直是特工史上的教科书级案例。
悲剧还是发生了。
1931年4月，那个改变了中共党史的叛徒顾顺章出现了。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无数同志牺牲。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陈赓冒死找到杨登瀛，对他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身份肯定暴露了，赶紧撤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杨登瀛做出了一个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他看着陈赓，竟然拒绝了。
他说：“我有张道藩这层关系，他们不敢杀我。
如果我现在走了，这条线就彻底断了。”
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种近乎赌徒般的孤勇。
他想赌一把，赌自己还能为党做点什么。
可惜，他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两天后，杨登瀛被捕。
虽然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没有吐露陈赓等人的去向，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
靠着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确实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被边缘化，直到解放前夕彻底沦为一个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的小贩。
如果不是1951年那封充满正义感的举报信，如果不是他在刑场前的绝地呼喊，如果不是陈赓将军重情重义的一纸证明，这个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实际上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双面人”，恐怕早已化作雨花台下的一缕冤魂，背负着“大特务”的骂名永世不得翻身。
杨登瀛的故事，其实是那个大时代无数隐蔽战线英雄的缩影。
他们游走在黑白之间，承受着最大的误解，用最奢华的伪装，做着最危险的工作。
陈赓的回信救了他一命，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老朋友的营救，更是共产党人对历史真相的尊重。
后来，杨登瀛虽然没有恢复党籍（因为他从未正式入党），但政府一直按起义人员对待他，每个月给他发生活补贴，让他安稳度过了晚年。
1969年，杨登瀛因病去世，终年76岁，走的时候很安详，也算是善终了。
参考资料：
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2008年。
杨威，《隐蔽战线春秋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南京市档案馆，《鲍君甫（杨登瀛）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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