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3日，那份绝密签呈递上去的时候，原本判决书上写的还是“有期徒刑15年”。
结果蒋介石看完气得手都在抖，提起朱笔直接在那行字上划了一道又粗又红的杠，旁边批了六个字：“应即枪决可也。”
这还不算完，他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备注：“死要见尸。”
这恨意，隔着泛黄的纸张都能闻到血腥味。
到底多大仇多大怨？
因为这个叫徐会之的男人，在临死前把蒋介石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遍。
这事儿吧，得从1950年说起。
那会的台湾，对地下党来说简直就是修罗场。
蔡孝乾一叛变，好家伙，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带着“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100多号人全折进去了。
就在大家都恨不得长翅膀飞离那个孤岛的时候，徐会之却反着来，非要往那个死人堆里钻。
徐会之这人背景硬得很，黄埔一期的老资格，跟陈赓、胡宗南那是同窗。
抗战那会儿表面上是汉口市长，其实是给咱们办事。
到了1949年，他在重庆还策动了三个军起义。
按理说这种身份去台湾就是送人头，但他要去干件大事：策反掌握兵权的“老乡”彭孟缉。
但他还是低估了人性的恶。
彭孟缉虽然是他学弟又是湖北老乡，但在那个宁错杀不放过的年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彭孟缉转手就把这位老学长卖了个干干净净。
没几次密谈，徐会之的名字就挂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死路。
咋办？
徐会之走了一步让后来人都看不懂的险棋——他向国防部次长袁守谦“自首”了，还写了好几万字的“悔过书”。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哥们儿晚节不保，是个软骨头。
可现在咱们把档案摊开来细看，才发现这哪是投降书啊，这分明就是顶级的“情报密码本”和“杀人诛心策”。
最完美的伪装，往往就是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然后死在自己的偏见里。
首先，这老兄在报告里玩起了“灯下黑”。
看似在交代问题，其实是在发报。
后来有专家研究发现，他在报告里对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模糊处理，其实是摩斯电码的“GO”指令，告诉还没暴露的同志赶紧撤。
他在第12段故意留了大段空白，拼音解码后竟然是让交通员转移到“左营”。
更神的是，他把“1949年”特意写成“民国三十八年”，拆开来对应的是基隆港第38号仓库——那是国民党藏弹药的地方。
他用这一纸“降书”，直接废了蒋介石一员大将。
他在报告里绘声绘色地描述彭孟缉在被策反时的“犹豫”和“动摇”。
这话传到生性多疑的老蒋耳朵里，那还得了？
果不其然，徐会之被抓没多久，彭孟缉就被调离了实权岗位，坐了冷板凳。
徐会之是用自己的命，换掉了敌人的左膀右臂。
这还没完，他还编了个根本不存在的“长江7号”小组，说遍布台湾要塞。
搞得国民党特务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浪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去查空气，结果反而掩护了真正的潜伏人员。
进了大牢，徐会之那是真硬气。
特务给他上那种叫“披麻戴孝”的酷刑，皮鞭抽完撒盐，他咬死了自己是“三民主义信徒”。
为了传最后的情报，他跟看守要烟抽，用米汤把雷达站频率写在烟纸上卷出去。
据说后来大陆破译国民党的“沱江计划”，就有这根烟卷的功劳。
最让人心里难受的一幕，发生在1951年11月18日行刑前夜。
徐会之知道时间到了。
他找看守要了纸笔，画下了最后一张海岸炮位图。
画完为了不留痕迹，这硬汉竟然把铅笔芯嚼碎了，硬生生咽进肚子里。
临走前他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死后脸朝北埋，那是汉口的方向，那是家；第二，穿着军装走，别让他像个犯人；第三，他想哼几句家乡的调子。
枪声响过，这位被董必武称为“谍王”的男人倒在了血泊里。
直到1985年，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那段在黑暗里孤军奋战的日子才算见光。
他在遗书里留给儿子的话，现在读起来还让人眼眶发热：“长江不会忘记。”
那年他才刚过知天命的年纪，留给历史的，就是一个穿着军装、面朝北方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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