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军×智璞文华：世界向东，我向西 | 智璞朋友圈对谈系列②|中学|人大附中|北大|名校|学校|智璞文华|舒大军|阿里巴巴全球数学

撰文/熊葵

编者按：

在很多人眼里，“向东”意味着更名校、更排名、更安全的路径；

舒大军却选择“向西”——离开光环学校，走进一所普通学校，从信念系统、自学力和 AI 再次出发。

生于鄱阳湖畔，成于北大哲学系，立于顶尖中学人大附中，他本可以沿着一条相对确定的“名校—名师—名校长”路径一路走下去。但他的人生，是一次次主动的“偏离”。

在追求确定性的时代，他拥抱哲学的不确定性；在追逐效率的社会，他坚持教育是慢的艺术；在大多数人只谈“升学率”的时候，他更关心如何为一生的卓越与幸福奠基。

本文整理自一次长谈，尽力保留他原本的语气和节奏：有判断，但不喊口号；有反思，但不煽情。

对舒大军而言，教育不是一个岗位，而是在主流路径之外，持续重写“学霸”、“成功”和“好学校”定义的长期实验。

舒大军

竹子教育倡导者，

成都竹子学校总校长。

曾任：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创校校长，

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副校长，

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总架构师。

我出生在鄱阳湖边的一个普通家庭。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先在农村，后来搬到县城，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母亲是文盲，父亲小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因为爷爷去世得早，家里条件不好。我父亲在学校里是表现最好的，后来靠自学成才，在县城做了公务员。

我家四个孩子里有三个考上了大学，而且都是县里的状元，确实不太寻常。当时考中专可以早点工作、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但我的父母从来没这样要求过我们，很坚定地支持我们读高中、上大学。

*1986年高二暑假，舒大军全家合影

回想当时的家庭氛围，一是乐观，二是规矩多。我几乎没见过父母吵架，母亲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做饭，忙到很晚，但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不富裕，但也从来没让我们挨过饿。

规矩主要体现在“限制”上。

我们县城就在鄱阳湖边，号称“中国湖城”“东方威尼斯”，但四个孩子没有一个会游泳——不允许去。只要我敢偷偷去玩水，回家一定挨打。还有不许在外面吃饭。后来到了北京，有人知道我是江西人，请客特意选了江西菜馆，结果我被辣到不行。父母也不让我出去“瞎玩”。同学来家里找我，父母经常说“他不在”。这件事我当时挺不满的，因为我不觉得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父母画的是底线，什么事绝对不能做，但不会每天盯着你“做题没有”。父亲喜欢下象棋，从小我们就在一旁看，也跟着学。家里经常有人来和他对弈，能下一整晚。现在看，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动脑”训练。

父亲有个“特权”，对我们影响很大。他虽然没钱给我们买书，但可以把单位的报纸、杂志拿回家。我们晚上看完，他第二天再拿回单位，所以我们从小阅读量就不低。

电池很贵的年代，父亲早早就买了春雷牌收音机——我们家可能是县城最早有收音机的家庭之一。他也不心疼电池，早上睁眼就开机，一直到睡前才关。我们四个孩子分在两间屋子，各自找地方写作业，我常常站在五斗柜旁边，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写作业。

我们那代人有一个共识：未来不可能靠父母。传统上讲就是“养儿防老”，每个孩子心里都清楚，要靠自己来改变命运。

* 1987年北大报到前夕，与大姐合影

高中我是读理科的，却读了北大哲学系。当时系里有不少人是调剂过来的，但我是第一志愿。

我姐姐是我们县恢复高考第一个考上人大的，那我想做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多少有点少年心气——觉得姐姐“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北大在江西招的专业，大多不算热门。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无线电、计算机这些，但因为身体条件限制（色弱），很奇怪很多专业不能报。然后我发现，哲学系居然招理科生。

那时候懂什么是哲学？在我的认知里，“哲学”就是“爱智慧”。中学时我是学习委员，有一个小特权，就是可以在黑板上写课表。我就自作主张，在黑板右侧每天写一句名人名言。当时觉得，名人名言就是“智慧”，哲学就是研究“智慧”的学问，听起来很高级。

* 1987年10月，北大新生军训留影

报志愿这件事上，父母完全没有干预。父亲知道自己文化有限，觉得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不会像现在的海淀家长那样，热心参与规划孩子的人生路径。投资人段永平在一次访谈里曾经说过：父母本该给孩子的是安全感，而不是不断剥夺他的安全感。

我很认同。在我看来，年轻的时候给孩子一个“信念系统”，比给一个好分数重要得多。一个人带着什么样的信念系统离开家庭、离开学校，会影响他的一生。现在很多家长觉得给孩子一个好大学最保险，但如果他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系统，也会在社会上被“植入”别的系统——大多数未必是好的，而且很难再改。

大学第一堂课上，系主任就告诉我们：哲学不能保证我们赚到钱。这话对我没有任何影响。现在回想学哲学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回归本质”带来的“安全感”。相反，它放大了“不确定性”。

世界上哲学流派众多，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去判断孰是孰非，很多观点在各自前提下都有合理性。这导致我不太容易“投靠”任何一种思想或派系来获得安全感，你会习惯对很多事包容的同时保持怀疑。

同样的原因，我不是师范专业，却走进了中学，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做教育也一直有怀疑。人大附中还流传着我第一堂课“逃课”故事，这后来成了给新老师们入职培训时打气的例子——“你看，舒大军第一节课都没敢上，现在也发展挺好的，你们不可能比他差。”

我大一才开始学围棋，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我们班有个宁夏来的同学，是北大第一任围棋协会主席，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教会了全班男生下围棋。

我后来下到业余五段，在业余棋手里算比较高的水平。北大和清华每年都有“京华杯”对抗赛，我后来还终于赢过了那位师父同学。在人大附中，我还组建了围棋队，算是打遍大中小学“无敌手”的那种。陈耀烨就是我招进人大附中的，也是我带的围棋队的学生。

我一直觉得，哲学和围棋是搭配特别好的思维训练。哲学训练的是“往前多问几个为什么”，围棋则训练“往后多想几步会怎么样”。我经常跟老师们说，认知就是把因果链条拉长，要往前、往后多问几个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什么？考上大学以后会怎样？再往后呢？

大学四年过得很快。我上大学比较早，还没玩够，就要毕业了。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各种“积极分子”，学校推荐基本轮不到我。那时我姐姐已经留京工作了，我就去她单位，抱着电话、翻黄页，一个个打过去找工作。

人大附中是当时落实的三个去处之一。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在意人大附中“好不好”，反而更在意自己能不能胜任当老师。我性格偏内向，要一个人讲四十分钟课，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事。

父亲当初其实对我选择做老师是失望的，他觉得“大材小用”了，但我觉得有多少材都不够用，我更多是对“能不能胜任当老师”有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对从事教育事业是有好处的。

那几年，人大附中连续从北大招收毕业生，我来那两年就招了12个，现在看是开了全国中学招聘的先河。其实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北大毕业生留不住”。但据说时任胡校长说过的两句话，传到我耳里，让我印象深刻：“我不指望都留下，但留下一两个就赚了。”“只要他在这里呆过，就能给学校带来变化。”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很佩服，也相信这个判断影响深远。

我在人大附中教政治，后来还做过计算机教研组组长、图书馆馆长，校长助理，分管教育信息化和科研工作。千禧年前后，整个社会大背景是信息化高速发展，我相信技术会对教育创新有推动作用，在学校也一直推进这件事。

政治老师课不多，我常去黄庄、中关村攒电脑、学软件，后来学校里流传着一句话：“没有舒大军修不好的电脑。”老师们有计算机相关的问题都来找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学——既然传出来了，就不能让这句话“掉地上”。

我自己还订了很多杂志、报纸，对新技术很敏感，也很早接触管理学知识。人大附中的信息化，确实走在全国前列。当时国家十五教育信息化关键技术攻关课题，我们是唯一一个向科技部申报项目并中标的基础教育单位，其余全是大学。我制作的PPT课件，还拿过全国课件竞赛的一等奖。

* 和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学生们在一起

2003 年左右，移动互联刚刚兴起，人大附中率先和联想、英特尔合作，开设了一个无线网络实验班，为每个学生配一台无线网络笔记本电脑。后来2008年，我受命创办人大附中西山学校，还是在做“技术驱动”的事。我们希望通过技术和网络，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数字终端，更方便地获取知识，鼓励他们主动自学。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其实是一所城乡接合部的公办小区配套学校，孩子们除了小区业主，其余都是周边派位过来的。那时候我真心认为，技术很关键，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结果。

后来不断有毕业生的反馈，让我开始反思“技术信仰”。

比如我听说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去美国读大学。父母去看望时，自己坐火车去学校，孩子都没有想过去接站；见面吃饭，也是父母买单，孩子没有意识要请父母吃一顿饭。

这不是个例，看到朋友圈里的学生，出现各种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会问自己：就算我的学生100%能上QS100的大学、百分之60%能上QS50的大学，那又怎样？就算成功吗？

这种情况有家庭的因素，但学校完全没有责任吗？毕竟孩子在学校待了至少三年，他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世界，学校无法置身事外。

后来我去援藏，在西藏，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形：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从分数看，成绩差到不可想象。但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脸上有幸福感。学习也辛苦，但整体状态很不一样。

* 援藏期间，笃定教育要回到“人”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西藏，我最大的启发是：技术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人”。我越来越确认，在所有教育因素中，信念系统是最关键的。它决定了孩子的学习动力，面对困难时的态度，以及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

我儿子刚学会说话时，在床上蹦蹦跳跳，我经常突然打断他，问一句：“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是为了活着？”这句话是半开玩笑，也是希望促使他思考更大的问题。

“读书改变命运”的叙事，对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生效了。我们需要传递给孩子的是：“活着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世界。”只有尽早地、尽可能地让孩子格局足够大，孩子的内在驱动力才可能是长期的。

2020年我在工作了29年时离开人大附中，很多人觉得我很有勇气。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早就会发生”的决定。

一方面，哲学和围棋这两件事，给了我一种平衡感。如果你关注的是“本质”，很多事情你会有一个“尽头感”——知道这条路大致会通向哪里。在原有平台里，我已经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另一方面，原有平台容易产生“能力幻觉”，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能力强，而更多是依托体制内的平台。

对我来说，人生重在体验，我需要继续满足自己对教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体验不同的教育形态，其实一直在我的“人生计划”里：上半场在体制内，下半场在体制外。能够体验到教育的两种形态。事实上，因为援藏和后来参与创办人大附中拉萨幸福学校的缘分，我离开的时间比预想的推迟了一两年。

如果按照我预想的教育可以“永不退休”来计算，我现在属于“人生的下半场”；但如果未来人们都进入“百岁人生”时代，那我的时间还有很多。而且我猜想，未来教育更多的机会和想象力，也许会在体制外教育，尤其是在某种更精细的、面向个体的教育形态里。

“竹子学校”这个名字，对熟悉我的人来说并不意外。2020年左右，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如果做一所学校，可以用“竹子”来承载“扎根”的教育理念。

竹子通常要在地下扎根四到五年，才能破土而出。但是出土后，它最快六周就可以长到15米左右。所以竹子看起来很慢，却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

教育，需要回到人，去做那些看不见、难、慢、却是对的事情。2009年时，我就经常提“教育是缓慢而优雅的过程”。那时候大家都在追求快，毕竟快的价值容易体现。而现在，慢的价值和力量，会越来越突出。

在竹子学校，我们聚焦做“扎根”的事，抱有的心态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极致的乐观、极致的耐心和极致的谦卑。

“扎根”就是现在只专注于研究自学，研究AI，研究学霸，我认为“自学是学霸的标配”，“自学×AI 是学霸的顶配”，我对“学霸”的定义，是具备四个特质：自驱力、专注力、享受思考和痴迷改进。

自驱力，是有目标后能主动启动；专注力，是启动之后能沉下来研究，进入心流状态；“享受思考”，是能把思考本身当成一种愉悦的事，而不是任务；“痴迷改进”，则是在发现问题后愿意改，并且在改进中获得成就感。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四点，孩子考上什么大学，是不是要考大学，都不重要了。事实上，我们反而要高度警惕单一“考霸”——那些除了会考试什么都不会，考上大学后，就“空心”就“躺平”就不再思考的人。

在我看来，真正的学霸，是愿意终身学习、终身成长的人。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热爱的领域，比如拍视频、做菜、手工制作，并且能保持持续学习和改进，就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成就。

AI 是这一代教育者遇到的最大变量之一。

我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组织的世界教育前沿论坛上分享过一句话：“AI负责效率，人负责意义。”既然效率比不过它，那学科知识就交给它，老师去更多关注“育人”、信念系统的搭建。

AI带来的现实会越来越明显：它是能力放大器，让强的人变得更强，同时也让弱的人变得更弱。目前的比例大概是：全世界只有约1%的人在深度使用AI；10%的人在用，但不够深入；剩下89%的人，几乎和没用一样。

麦肯锡得到了一个openAI发放的年度奖章。它2024年花费了千亿token，但其实连前100名都排不进去。token花得最多的（万亿级别），很多是硅谷最头部的科技公司。

AI不是简单的检索工具，在我看来，它倒逼我们思考教育的目标。因为AI不会主动提问，人提出的问题质量，就变得格外重要。对教育来说，我们如何让孩子在15岁、最迟18岁之前，把大脑前额叶训练成“有目标、爱思考、不容易满足”的状态？这样，他和AI的关系就不是“知识外包”，而是强大的“外挂”、“陪练”和“磨刀石”。

我很喜欢过周末，没有其他工作，我可以跟AI持续对话10个小时。我们共同产出的东西让人很惊讶，很烧脑，超出期待。我现在每月大概要花200 美金在AI上，但相当于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超级学霸助理。

竹子学校的办学愿景有七条，今年我们重点强调“人人都能成学霸”，明年也会，但终极目标是：“为每个孩子一生的卓越和幸福奠基”。用两个词概括，就是：卓越一生，幸福一生。

“卓越”，不是比“优秀”更优秀。“卓”是卓然独立，“越”是越而胜己，它不在比较体系里。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在做自己，每天享受思考，痴迷改进，他就对自己有要求、不凑合，卓越是自然而然的事。

“幸福”，来源于另外四个字：富足付出。一个人有富足的心，愿意分享、愿意付出，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一直提醒家长，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具体行为，一定要关注行为背后的信念系统：他是否勇敢、有好奇心？他是否爱思考、做事有主动性？

但是这些信念从哪儿来？事实上，孩子一定会复制家长的信念系统。比如现在很多家长都会接送孩子上下学，学校门口还站着很多保安。这都在向孩子传递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不够安全，而你是无能的。如果是我学校的家长，我希望他们不要接送孩子，要告诉孩子们他们有自己往返学校的能力。

通过“自学×AI”，学习效率会提高，学校就有更多时间用在“全人教育”上。我的理想设想是，每天在校“4小时学科学习+4小时全人教育”。学科学习解决18岁之前的问题，全人教育解决的是后面82年的事。

有AI加持，老师可以把教学时间还给学生，自己转向“学习教练”和“成长导师”的角色。我相信，未来能够承担这种角色的老师，会极具价值。

最近这五年，我自认为我的认知提升，超过了前面近三十年。我的公众号日更了四年多，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工作节奏。

我面对问题，从来不是从“难不难”来判断，而是从“值不值得”来判断。值得，难也要做；不值得，容易也不要做。

就像你问一个学霸，他更喜欢做容易题，还是难题？难题才能让他兴奋。对我来说也一样，我更愿意去做一些别人做不了、只有我能做的题。我们这一代人，受过不错的教育，也遇上了不错的时代机会，如果还只挑容易的事做，我觉得有点浪费，或者说辜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八个字，记得是2011年左右我回北大在汤一介先生家里，听他给我分享的家传座右铭，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像竹子学校这样一个普通的、能够代表80%中国基础教育学校面貌的传统学校，如果都能借助AI完成教育转型，它的复制意义也许会大于那些资源富足型的名校。

这件事情难吗？我认为比其他都容易，因为我没想如何考过别的学校、没想如何让上985的人数比别人多一点。零和和负和游戏其实是最难的，需要竞争对手答应，而现在这个跑道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我们玩的是自己说了算的、“多赢”甚至是“全赢”的无限游戏。我只要与老师、学生和家长沟通好，然后一起坚持去做就可以拿到结果。

我们做事上的心法是：向前一步、寻找裂缝、力出一孔、日拱一卒。当别人还在思考时，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学校所有老师都专注于自学、AI、学霸四特质的研究，不被其他事情干扰。不要去想大力出奇迹，日拱一卒比追求完美更重要，享受过程，“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