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历五月初一晚上，因被地主告密，一座破旧的小庙已被人团团围住。
很快一个为首的人进门问道:“谁是王力农”
在场的人都不吱声。
他提高声音又问了多次，见没人搭理他。
凶残的他拿枪指着一位青年学生:“你快说谁是王力农”，顺势用枪托对他砸了过去。
“住手”，此时人群中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王力农挺身而出，护住了这个青年学生:
随即31岁的王力农被捕。
在狱中，敌人一开始许他高官厚禄，被他怒骂拒绝，随后凶残的敌人对他使用酷刑，王力农大义凛然的喊道:要杀就杀，为革命不怕死”
1929年农历六月初一，湘乡县刑场上演遍体鳞伤的王力农高呼“革命成功万岁”，恼羞成怒的刽子手，竟用刺刀强行撬开他的口腔，塞满沙石碎瓷，再挥刀斩首。
硬得像钢铁一样的王力农，他到底做了什么，能让敌人恨到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将他杀害？他临死前写下的遗书里，又藏着怎样的家国情怀？这位双峰走马街英雄给后人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为革命不怕死！
在湖南双峰走马街镇梅峰村，1898年9月，一个男孩在破旧农舍中呱呱坠地，取名王力农。
家里穷得叮当响，幼年时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借住在家族祠堂的角落，
到了寒冬腊月，他裹着破烂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却眼睁睁看着地主老财们大鱼大肉，连剩饭都不肯施舍给穷人。
这种天差地别的日子，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凭什么穷人就要受欺负？凭什么天下的土地都归地主霸占？
这种早年经历让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切肤之痛。
转机出现在1920年，王力农凭着一股子韧劲考上了双峰高等小学，被分在第十班读书。那时候能上学在乡下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可他心里装的早已不只是个人前程。
其实在高小的日子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为穷人打抱不平
毕业后他又顺利考入湖南私立群治法政专门学校，正是在这里，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转折。
在群治法政专门学校，王力农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同乡王则鸣。
这位王则鸣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湖南早期30名党员之一，满脑子都是“救亡图存、解放工农”的理想。
两人一见如故，经常聚在一块聊时局、谈理想。那时候的长沙，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学生运动一波接着一波。
王力农二话不说，跟着王则鸣跑前跑后，帮着印传单、搞宣讲，忙得脚不沾地。放了假，他也不闲着，跟着进步同学一头扎进农村、厂矿、街道，对着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被资本家压榨的工人，掏心窝子地讲：“兄弟们，我们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把地主老财、资本家的枷锁砸碎！”
从这一刻起，王力农就已经不是那个只想填饱肚子的穷小子了，他变成了一个有信仰、有担当的革命者。
1923年，在省城长沙，经王则鸣郑重介绍，王力农正式加入了我党。那一刻他紧握拳头，知道自己这一生将要为何而战。
毕业之后，王力农接到了中共湘区委的派遣，以省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宁乡、益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
这个活，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他穿着粗布衣裳，戴着斗笠，走村串户，跟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教大家认“地主剥削”这四个字，帮大家组织农民协会，领着大家跟土豪劣绅对着干——你不是要收高额地租吗？咱们就搞减租减息；你不是要霸占良田吗？咱们就联名请愿，把土地夺回来。
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看到王力农就怕得发抖，背地里骂他是“穷小子的头头”，可当着面，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1926年，由于表现出色，王力农被调往当时革命的中心之一——武汉，担任总工会秘书长要职，这可是个实打实的要职。
武汉当时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工厂多、工人多，革命的火种遍地都是。
王力农到任之后，一头扎进工厂和矿山，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帮着健全工会组织，让工人有了说话的地方。
他筹建工人俱乐部，让工人们累了能有个歇脚、学习的去处；他为了工人的权益，跟资本家据理力争，哪怕面对威胁恐吓，也从来没退缩过。
那时候的他，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的革命热情就被点燃。
然而1927年7月15日风云突变，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王力农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悬赏令贴满了大街小巷。
王力农不得不潜回湖南，先在邵阳金称市一带秘密活动，后来辗转回到家乡走马街镇。
为了掩护身份，他在家乡当起了教书先生，表面上拿着课本授课，暗地里却经常与李鲁等同志秘密接头，印制传单，传播革命思想。
他把课堂变成了播种机，在年轻学子心中悄悄埋下复仇的火种。
1927年寒冬，革命者们的血液似乎比天气更热。王力农与王则鸣、曾华湘、李鲁等人在溪口秘密筹建中共湘乡中心县委。
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他们得像蜘蛛织网一样，小心翼翼地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先在嘉谟镇恢复了溪口、姚家桥、金蚌等四个党支部，接着又逐步恢复了湘乡城区等地党的组织。
那种在刀尖上行走的紧张感，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体会。
第二年春天，中心县委终于在溪口正式成立，王力农成为核心成员，主要负责第二特区的工作，范围涵盖永丰、嘉谟镇等大片区域。
他和同志们雄心勃勃，甚至策划在嘉谟镇至十字铺一带发动群众武装暴动，打算夺取团防局的枪支来组建工农革命军。
想想看，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计划！可惜由于叛徒刘先祥的出卖，整个计划彻底暴露，暴动还没开始就夭折了。
更痛心的是，曾华湘、王则鸣等亲密战友相继被捕牺牲，中心县委遭到毁灭性打击。
敌人对王力农的追捕从未停止，中里团防局长杨子澄像条疯狗一样，带着兵丁十几次扑向他的藏身地，但每次都扑了个空。
这位革命者就像鱼儿游在水里，总能借着熟悉的地形和群众的掩护化险为夷。直到1929年农历五月初一晚，悲剧发生了。
那天王力农邀集了一批进步学生，来到离家不远的旧庙开会。夜色中，油灯摇曳，他低声讲述着革命形势，青年们听得入神。
殊不知反动地主王道八早已盯上他们。当地的地主恶霸，对王力农恨之入骨——这个穷小子，不仅鼓动农民抗租抗税，还敢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不除了他，晚上都睡不安稳。于是，这个卑劣的家伙，连夜跑到团防局告密，把王力农的行踪说得一清二楚。
杨子澄一听，立马带着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兵，风风火火地包围了这个旧庙。
在湘乡县监狱里，敌人知道他是个“大人物”，先是来软的，许以高官厚禄，想从他嘴里撬出党组织的秘密。
可王力农只是冷笑，那些诱饵在他眼里比粪土还不如。
于是硬的来了——坐老虎凳、竹签刺指甲……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
他们把王力农折磨得体无完肤，可任凭敌人怎么打，怎么骂，王力农始终咬紧牙关，严守党的机密，没吐出一个字。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挣扎着给房族、父母和妻子写下遗书。信中劝慰亲友：
又特别嘱咐妻子：“要自强自爱自立，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让他将来继承我的志向。”这些字句，是一个丈夫、儿子、父亲最后的温柔，也是一位革命者最后的坚贞。
农历六月初一那天，当局县长田稷丰亲自坐堂审讯。王力农虽然浑身是伤，却挺直脊梁，横眉怒斥：“你这狗官，没资格审我！”田稷丰被激得暴跳如雷，命令匪兵取来碎瓷瓦片，强按他跪下。
瓷片刺进皮肉，鲜血直流，可他咬紧牙关，硬是不肯低头，反而高喊：“要杀就杀，干革命就不怕死！”
丧心病狂的敌人又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全身，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刑房。就在这样的极端痛苦中，王力农竟用尽力气继续呼喊：“打倒许克祥！打倒田稷丰！打倒一切贪官污吏！”每一声呐喊，都是抽在反动派脸上的耳光。
田稷丰气急败坏，下令执行大劈极刑（即斩首）。押赴刑场的路上，王力农倾尽平生力气，仰天大喊：“革命成功万岁！”这呼喊震撼了围观的群众，也吓破了敌人的胆。他们竟野蛮地用刺刀撬开他的嘴，塞满沙石，然后挥刀砍下了他的头颅。如此残忍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充分暴露了反动派内心的恐惧和虚弱。
烈士牺牲后，田稷丰还不罢休，两次派人抄家，把他年迈的母亲活活逼死。妻子刘氏强忍悲痛，托人将丈夫的尸首缝合，运回家乡安葬。但她自己终究没能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不久也含恨离世。一个家庭，就这样为革命付出了全部。
回望王力农31年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从贫寒子弟到革命者，从工运领袖到地下党负责人，他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
在生死考验面前，他选择了信仰而非苟活；在酷刑折磨之下，他守护了组织而非背叛。
就义前那句被沙石堵在喉咙里的“革命成功万岁”，是一个革命者（党员）对理想最悲壮也是最辉煌的告白。
今天，我们生活在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年代，或许很难完全体会那种舍生取义的抉择。但王力农留给我们的启示深沉而清晰：有一种信仰，可以让人超越对痛苦的恐惧；有一种担当，能够令人舍弃小我成全大义。他嘱咐妻子“自强自爱自立”，这何尝不是对后来所有人的期许——唯有自强，方能守护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唯有铭记，才能让血色记忆化为前行力量。
再不妨想想:在那个黑暗年代，是什么支撑着这些平均年龄不过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前赴后继？是他们坚信，自己今日的牺牲，能换得后世永恒的春天。
如今春光正好，我辈又当如何？这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他们的精神就永远活着，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参考资料:娄底党史、双峰县志里王力农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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