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龙椅，有几十年工夫，摸上去怕是只有一层凉意。
因为它的两位主人，嘉靖和万历，一个赛一个地不爱上朝。
可怪就怪在这里，同样是搞“远程办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史书里是个玩弄权术到极致的控场高手，而他的孙子万历皇帝朱翊钧，却被很多人戳着脊梁骨，说大明朝就是从他手上开始烂掉的。
这事儿可不是一句“懒”或“勤”就能说清的。
这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思路，或者说，一个有思路，另一个干脆就没思路。
他们俩递上来的两张“病假条”，一张是精心算计的权力游戏，另一张则是彻头彻尾的撂挑子。
第一幕：嘉靖的西苑深宫——看不见的帝国缰绳
嘉靖皇帝的“病”，是被吓出来的。
嘉靖二十一年，紫禁城里出了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史称“壬寅宫变”。
一群平日里低眉顺眼的宫女，趁着他熟睡，竟想用黄绫布把他给勒死。
虽然最后被人救下，捡回一条命，但这件事给朱厚熜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从此，他对住在象征皇权中心的乾清宫感到恐惧，索性搬到了宫城西边的西苑，住进了永寿宫，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从表面上看，皇帝好像是看破红尘了，整天跟一群道士混在一起，痴迷于烧炼丹药，追求长生不老。
朝廷大事，他一概不露面。
但谁要是真以为他成了甩手掌柜，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嘉靖的不上朝，不是放弃权力，而是换了一种更牢靠的方式来掌握权力。
他死死攥住了一样东西——那支决定生死的朱砂笔。
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全国各地的奏折送到京城，先由内阁的大学士们看，提出处理意见，这叫“票拟”。
但这玩意儿只是个草稿，算不得数。
最后必须由皇帝亲自动笔，用朱砂批上“准”或者“驳”，这才叫“批红”，才能生效。
嘉靖就把这个权力用到了极致。
他可以不见任何人，但奏折，一份都不能少看。
每天晚上，当整个北京城都静下来的时候，西苑的灯火却经常亮到天明。
朱厚熜就在他的书桌上，批阅着关乎帝国命运的文件，审视着每一个角落。
朝堂上的大臣，在他眼里，就是棋盘上的子。
比如那个后来被骂成千古第一奸臣的严嵩。
嘉靖为什么能容忍严嵩专权二十年？
因为严嵩对他来说太有用了。
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朝廷里拉帮结派，贪得无厌，搞得天怒人怨。
满朝文官的口水和弹劾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向严嵩。
可这恰恰是嘉靖想要的效果，严嵩就像一面厚厚的盾牌，把所有的攻击和怨气都吸引了过去。
而嘉靖自己，则躲在幕后，扮演一个高深莫测的最终裁判。
他看着严嵩的势力和以徐阶为首的另一派势力斗得你死我活，从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让谁也无法一家独大到威胁自己的地步。
等到他觉得严嵩这颗棋子用得差不多了，甚至开始碍事了，他下手比谁都狠。
嘉（靖）四十四年，他只用了一个御史的弹劾作为引子，就顺势把严世蕃抓起来砍了头，然后把严嵩赶回老家，抄了他的家。
那份抄家清单长得吓人，里面的金银财宝最后都进了嘉靖自己的小金库。
整个过程，他连面都没露，就把一个盘踞朝堂二十年的庞大政治集团连根拔起。
嘉靖的“不上朝”，其实是一种更高明的“在场”。
他用物理上的距离，制造了心理上的神秘感和压迫感。
大臣们为了揣摩他的心思，争夺他的信任，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反而没人有精力去挑战皇权本身。
所以你看，嘉靖朝后期，虽然皇帝沉迷修道，但国家机器还在转：东南沿海闹倭寇，他一道旨意下去，胡宗宪、戚继光这些能人就上了前线，硬是把倭寇给打平了。
北边的蒙古俺答汗打到北京城下，他也能稳坐钓鱼台，调兵遣将，最终逼退敌人。
他这张病假条，理由是身体不舒服，实际上写满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以及对权力深入骨髓的掌控欲。
第二幕：万历的深宫高墙——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他孙子万历这儿，画风就完全变了。
万历皇帝也请“病假”，说自己“足心疼痛，步履维艰”。
后来考古学家挖开他的陵墓，发现他的尸骨确实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可能真有点不方便。
但这更多是个借口，他真正“病”的，是心。
他的心病，源于一场持续了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说白了，就是为了立太子这件事，跟他手下的文官集团彻底闹翻了。
万历偏爱郑贵妃和她生的儿子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
但满朝文官抱着“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老规矩不放，坚持要立皇长子朱常洛。
这场大拉锯战，耗尽了万历所有的政治热情。
他发现，自己虽然是天子，连家里的事都说了不算。
最终，他在这场对抗中输了，被迫立了朱常洛。
从那以后，他的心就凉了。
特别是他的老师、也是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这位曾经还算勤勉的年轻皇帝，就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无声抗议”。
他的“病假”，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一种消极报复。
如果说嘉靖的书桌上，奏折是当天事当天毕，那万历的书桌，就成了奏折的坟场。
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送上去就石沉大海。
他的批示，经常就是轻飘飘的三个字——“知道了”。
这三个字背后，是皇帝的彻底无视。
这种撂挑子的行为，很快就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瘫痪。
根据史书记载，万历后期，中央六部九卿，缺了一大半的官。
地方上，从巡抚到知府，大量位置空着。
有的官员干到退休，想回家养老，可继任者迟迟不到，他想走都走不了。
整个大明政府，就像一台到处都是窟窿的破机器，眼看就要散架了。
御史在奏折里哭喊，说朝堂上都快没人了，官员比街上的乞丐还少。
万历对此的反应，就是躲得更深，在后宫里喝酒、看戏，把自己麻醉起来。
他不仅放弃了做决策，连最基本的管理职能都扔了。
更要命的是，他对钱的贪婪，比他爷爷嘉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手段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嘉靖搞钱，好歹还披着一层“惩治贪官”的政治外衣。
万历则是赤裸裸地绕开国家财政，直接派自己最信任的太监，以“矿监”、“税使”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去搜刮。
这帮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到了地方上就跟土匪一样，到处封矿山，抢商船，搞得民不聊生，好几次大规模的民变都是因为他们而起。
搜刮来的钱，一分不进国库，全都进了万历自己的腰包，用来给他修那座奢华无比的定陵。
与此同时，帝国边境的警报已经拉响。
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崛起，他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
辽东的告急文书像雪花一样飞进紫禁城，结果也和其他奏折一样，被埋进了故纸堆。
边防军的军饷常年拖欠，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打仗。
最终，在决定国运的萨尔浒之战中，仓促上阵、指挥混乱的明军被后金打得一败涂地，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从这一刻起，明朝的丧钟，实际上已经被敲响了。
终章：龙袍的重量
嘉靖或许冷酷多疑，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掌舵人，他的底线是保证这艘船不能沉。
万历则纯粹把当皇帝看成了一份可以随时辞职不干的活儿，当这份工作让他不痛快时，他就用毁掉这份工作的方式来报复。
嘉靖死后，他留给儿子隆庆的是一个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国库相对充裕，制度依然在运转的国家。
而万历死后，留给子孙的，是一个国库空虚、官僚系统瘫痪、边患四起、民怨沸腾的烂摊子。
他的孙子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前，或许会想起自己这位几十年不上朝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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