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武汉那场“忆苦思甜”大会上，发生了一件让人现在想起来都后脊背发凉的事儿。
一位老母亲为了响应号召，为了显得自家觉悟高，硬是把亲闺女早年间那段最想烂在肚子里的经历，当着几千人的面给抖落出来了。
结果呢？
这一抖落，没换来荣誉大红花，反倒是把闺女一家子推进了火坑。
原本日子过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家产被抄，人被发配到了黑龙江北大荒，这一去就是整整十七年。
你说这叫什么事？
有时候，来自亲人的那一刀，比鬼子的刺刀还要狠。
这事儿的主角叫袁竹林，那个让她做了一辈子噩梦的代号，叫“吗沙咕”。
咱们把时间拨回1940年。
那时候武汉已经让日本人占了，到处兵荒马乱。
袁竹林那年刚满18岁，长得那叫一个标致，也就是现在说的“纯欲天花板”。
可命不好，丈夫是个没良心的，跑了，婆家逼着她改嫁，怀里还抱着个嗷嗷待哺的闺女。
人到了绝境，只要给根稻草都能当救命绳。
这时候，有个叫张秀英的女人找上门来了。
这人嘴里抹了蜜，说是介绍袁竹林去鄂州旅馆当服务员，管吃管住工钱还高。
这套路熟不熟悉？
这不就是民国版的“杀猪盘”么。
袁竹林也是急着挣钱养孩子，没多想就抱着娃上了船。
等到船一靠岸，袁竹林傻眼了。
码头上哪有什么旅馆经理，全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
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张秀英，立马变脸成了老鸨子，为了在太君面前邀功，拿着皮鞭逼着姑娘们脱衣服体检。
从那天起，世上少了个良家女子，日军慰安所里多了个编号“吗沙咕”。
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说个特别毁三观的事。
日本人一边在亚洲搞大屠杀，一边又假惺惺地搞什么卫生管理。
为了防止士兵染病影响战斗力，他们逼着慰安妇吃一种白色的小药片。
说是避孕药，其实那就是慢性毒药。
袁竹林那时候才18岁啊，心里头还存着念想：只要我不死，万一哪天把鬼子赶跑了，我还能回家，还能再嫁人，还能当妈。
她听老资格的姐妹悄悄说，那药吃多了这辈子就别想生孩子了。
这姑娘也是个狠人，她竟然偷偷把药给扔了。
就因为这个举动，导致了后面那场惨绝人寰的酷刑。
因为长得漂亮，袁竹林成了慰安所里的“头牌”，门口排队的日本兵能拐好几个弯。
有些鬼子为了追求刺激，或者是嫌麻烦，根本不带套。
没过多久，袁竹林发现自己例假停了——她怀孕了。
在那种地方怀孕就是死罪。
袁竹林吓坏了，趁着夜色想逃跑。
可几个弱女子怎么跑得过荷枪实弹的宪兵队？
被抓回来的那个下午，成了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回忆的时刻。
鬼子为了惩罚她，也为了解决她肚子里这个“麻烦”，搞出了一种变态到极点的刑罚。
几十年后袁竹林提起来这事还浑身哆嗦。
她被扒光了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几个鬼子搬来那种老式的实木方凳，四条腿朝下，就这样硬生生地架在了她隆起的肚子上。
紧接着，进来一个体重得有两百多斤的胖军官。
这家伙也不急着坐，就这么一脸坏笑地看着地上的袁竹林，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
然后，这座肉山，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坐在了那张板凳上。
那惨叫声，估计连隔壁几条街都能听见。
所有的重量顺着那四条细细的板凳腿，全部压在了一个孕妇最脆弱的腹部。
温热的血瞬间就染红了地面，那个还没成形的孩子没了，袁竹林做母亲的权利，也被那张板凳彻底压碎了。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什么？
是这帮畜生根本不把她当人看。
几天后，袁竹林还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呢，老板就逼着她继续接客。
伤口还在渗血，身体还在抽搐，门外的鬼子又排起长队了。
这种日子，她硬是熬了好几年。
后来有个叫西山的日本军官，看上了袁竹林，把她当成了专属。
1945年日本投降，这帮强盗要滚蛋了，西山居然提出要带袁竹林回日本。
换做是你，你怎么选？
跟鬼子走，虽然背井离乡，但起码能活命，还能避开国内的流言蜚语。
但袁竹林骨头硬。
她就回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她以为赶走了日本人，这辈子的苦难就算到头了。
战后她领养了个女儿，想把自个儿当个普通人，把那段经历锁进保险柜，钥匙扔进长江里。
可谁能算得到1958年那场风波？
那年头讲究“忆苦思甜”，讲究比惨。
袁竹林的养母，也就是那个老太太，可能是为了表现积极，也可能是脑子一热，在大会上为了证明自家受过旧社会的毒打，把闺女当年被日军糟蹋的事儿全说了。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们的脑回路跟现在不一样。
大家不同情受害者，反而觉得你“不干净”。
袁竹林瞬间从苦命人变成了“伺候过日本人的破鞋”。
街坊邻居的白眼，单位的开除信，最后一家人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黑龙江垦荒。
这一去，就是十七年。
她在鬼子的魔窟里活了下来，却差点被自己人的吐沫星子淹死。
很多人不理解，为啥到了晚年，袁竹林非要跟日本打官司？
1998年，76岁的袁竹林站了出来，成了最早一批公开身份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
她拖着一身的病去香港请愿，去东京出庭。
她在法庭上那个眼神，真的是能杀人。
她面对那些衣冠楚楚、死不认账的日本右翼，要的根本不是那点赔偿金。
她是要把当年压在肚子上那张“板凳”给掀翻，是要把压在心头半个世纪的脏水给洗干净。
可惜啊，日本那边的法院也是够无赖的，一次次拿“诉讼时效已过”来搪塞。
这帮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着呢，就是想把这些老人都熬死，死无对证，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2006年，袁竹林老人带着一肚子的遗憾走了，终年84岁。
直到闭眼，她都没等到那句该有的“对不起”。
说实话，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这心里堵得慌。
袁竹林这一辈子，前一半被侵略者践踏，后一半被偏见折磨。
今天咱们再提这事儿，不是为了卖惨。
而是因为历史这东西，你越不提，有些人就越想赖账。
那个被压在板凳下的18岁姑娘，那个在北大荒风雪里瑟瑟发抖的中年妇女，那个在东京法庭上愤怒控诉的老人，她们其实都在等一个公道。
遗忘，才是对罪恶最大的纵容。
参考资料：
李晓方，《以此为证：一位中国慰安妇的血泪控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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