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上海，窗台上的灰落在账本上不动，黎玉在一间简陋办公室埋着头做工资，算盘珠子一拨一拨，清脆又单调，桌角的茶水凉着，他四十五岁，名片写的是劳动工资处科员，履历往前翻一层一层，是手握二十七万兵力的“山东王”，搭档罗荣桓后来披上元帅大肩章，他的档案里压着风波和等待，三十八年按下去，平反那天才把扣子解开。
山西崞县的土里长大，家里是普通农户，求学时碰上进步思潮，年纪不大就踏进革命队伍，1936年北方局一纸派遣，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潜进济南，当时的山东党组织被破坏十次，联络点散了，人心也散了，城市里不敢久留，城郊坟场旁边搭了个临时据点，黑夜里串联，白天躲着，线一根根接起来。
避开侦缉的路子熟到脚底生茧，饿了啃硬窝头，渴了就靠井水润嗓子，追捕的脚步擦肩过去好几回，胆识顶在前面，组织力顶在背后，两个月不到，数百名地下党员被重新接起来，省委的骨架子立住了，抗战打响时，山东党员从不足百人到两千余人，武装起义的底子因此稳住。
1937年12月，日军压到泰安，他在徂徕山把队伍聚拢，抗日武装起义的旗子举起来，山风冷，武器更冷，大刀长矛拿在手里，农具也上了阵，棉衣缺，很多人穿着单衣扛霜雪，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野菜自己挖，口袋里揣着分粮的格外账，士气被一点点点亮，队伍能跟，他就在最前头把节奏带住。
起义部队改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他当政委，治军有章法，三年里主力从2.45万人到5万余人，地方武装合在一起，兵力到27万，1939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山东，搭档就位，一个管全局，一个压阵地，他看着罗荣桓身体吃不消，把根据地建设、后勤保障这些杂事扛起来，通宵忙成常态，头晕时靠健脑器缓一缓，罗荣桓心里装着他，叫夫人做了鸡蛋、面条送过去，战事往前推着走，山东根据地面积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根据地的稳固从地图上能看见。
抗战胜利后他把山东的资源往前线送，主力7万人，6000余名干部，从淮海到渡江都能找到这条输血线的痕迹，轨道在这时拐了个弯，1946年的土地改革把风口吹到他身上，谨慎变成被贴的标签，火头从会场烧到档案里。
《五四指示》下去，他结合山东的土情和民情出了《九一指示》，先试点再推广，保护中农，把度握在手里，新的口径改成“平分土地”，他看着各地战事、后勤运输、社会秩序的缝隙，按原计划稳着推进，饶漱石、康生抓住这个点，帽子扣成“富农路线”“地方主义”，1948年诸城寿塔寺的会场气压低，他被推到中央的射灯下，过去的功绩被淡，一些解读被歪，他不愿牵扯战局，选择把锋芒收住，停下自己的工作，把七届二中全会的名额让开，心里把大局摆前面。
1952年余波卷到上海，秘书长的牌子摘下，岗位落到市劳动局劳动工资处科员，从统兵到管账，断崖式的落差摆在眼前，他把生活调回普通干部宿舍，家具是旧物，一样样擦干净，家里没有抱怨的口风，单位也没有往事的谈资，早到岗，账表一页页摊开，分角厘毫逐一核算，差几分钱也要找出来，夜里灯还亮着，同事口口相传这个“黎科长”认真到刻板，传奇被他自己压在沉默里。
老家亲戚敲门，开口求个轻松点的工作，他把茶端上来，人情留足，原则不动，掏出省吃俭用的积蓄帮上一把，把话放在桌面上，“我现在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你还是回家安心务农，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最踏实”，手心向下的路他不走，人情换原则的事不做。
岗位换到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他进厂区看生产线，和工人同屋同灶，把技术难题一件件拆开，调研报告写得密，他被问过当年的冤屈为何不辩，嘴角收着，给出一句，“一切为了大局，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态度端在那儿，心思落在工作台上。
年轮转快，他的两鬓白起来，关于过去很少主动提，偶尔夜里翻出和战友的合影，看着罗荣桓的笑容，叹息压得轻，信的是历史会对得起证据和事实，组织不会忘了谁在关键时刻扛过担子，这种笃定撑了他很多年。
这一生像把浓缩的战史摆在桌上，手里有兵时不逾矩，百姓安危放在前头，被贬到科员时不放松，把每一份工作做实，冤屈压了几十年仍然心怀大局，他把“初心”和“忠诚”写成日常，不靠标语，不靠口号，靠一张张工资表、一个个指示、一次次调研，把价值撑起来。
同一代人里，有人成为开国元勋，礼炮和勋章是他们的注脚，他在平凡岗位把灯一直点着，这样的人托住根基，不图名，不图利，只把信念放在脚下走，历史会有偏差，沉默不会一直延长，功绩会被重新标注到正确位置，名字会被清楚地读出来。
他的故事递给今天的人，岗位不同，要求一样，守住分寸，扛起责任，把手头这份事做好，踏实把每一步走稳，这样的姿态，是对前辈最好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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