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盖帽”的“情有独钟”来自于我的父亲。
父亲一九五六年当兵，一九七九年转业，从军二十三年，当了十八年军官。在换“六五式”军装之前，着“五五”式尉官军服。因而，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父亲留下的可佩戴军衔的旧军装。
（年轻时的父亲）
那套仿苏式的“大盖帽”，成了我们小孩子最喜爱的军帽（我从小随军），平时父亲是不允许我们小孩子随意戴出去玩的。没办法，我们只好将“六五”式旧军帽改造成“大盖帽”（用树枝在帽子里撑起来，像个大盖帽的样子。）
整个七十年代，“大盖帽”都是国民党军官的象征，我们玩打仗游戏时，头戴这种军帽的，全都是“敌军官”。
因为“大盖帽”的情缘，我从小就对制服极为推崇，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穿上制服，戴上“大盖帽”，为人民服务。
一九八一年，我高中毕业了。当时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去当兵。
那一年，部队招的是潜艇兵。那飘逸的水兵帽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虽然不是真正的“大盖帽”，但也差不多，只不过少了个帽沿而已。
遗憾的是，潜艇兵对身体的要求太高，我因身体不合格，没能如愿戴上水兵帽。只好参加了工作，在一家国营工厂当了名工人。我以为，这辈子恐怕和“大盖帽”无缘了。
一九八八年，当时正是价格转轨时期，市场价格极其混乱，物价局忙不过来，要招考工作人员，整顿市场物价。那时，物价局的价格检查员也是戴“大盖帽”的。
我积极备考，并且也进入了面试，但最终没能进入物价局，与“大盖帽”失之交臂。
到了一九八九年，市税务局又开始招考工作人员。对财会一窍不通的我，又全力以赴地报考税务局，可惜又以五分之差落选了。
税务局的“大盖帽”也没戴上。
几次与“大盖帽”擦肩而过，我有些心灰意冷了。
一九九〇年，怀揣“大盖帽”梦的我，眼见与“大盖帽”渐行渐远，只好报考了教育局，成了一名教育行政人员。
当时在想，此生我与“大盖帽”肯定是无缘了。
不料，一九九四年，检察院又招检察官。毫不犹豫地，我“偷偷”报考了市检察院，连我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报名时不用单位开介绍信）。不为别的，还是因为那顶“大盖帽”梦。那时，检察官和法官都戴“大盖帽”。
一九九四年，我已是三十多岁了，在考试能力上已不能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相比，我落选了。
有意思的是，这次考试失利，我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是为此生无缘“大盖帽”而遗憾。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断了“大盖帽”的念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句顺口溜：“十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大草帽”。那时，“大盖帽”真的是有点“泛滥成灾”。军人、公、检、法自不用说，农机局的、工商局的、物价局的、税务局的、城管局的、卫生局（防疫人员）的，交通局（运管人员）的，甚至文化局的（文化稽查人员），人人都头顶“大盖帽”，满大街的“大盖帽”，让人有些目不暇接。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优化，各式各样的“大盖帽”仿佛一夜之间，忽然都消失不见了。除了正在执勤的警察，街上已很少能见到“大盖帽”的踪影。
不过，我还是很希望在街上随处都能见到军警们的英姿。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老百姓才更有安全感，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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