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木心在《素履之往》一书开篇即说：
背德的行为，通常以损害别人的性质来作判断，而忽视其在损害别人之前先已损害了自己，在损害别人之后又继续损害着自己。
当一个人以任何理由否认另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时，善恶的分野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个为恶者在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自身良知的背离：
如果事情真如报道所述，我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书写这种恶。
唑吡坦是什么？
胖胖查了一下。
唑吡坦，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控。
它主要用于严重失眠的短期治疗，作用机制直指中枢神经系统，本就伴随着明确的用药指征、剂量限制和风险提示。
它不是退烧药，不是感冒药，更不是让人安静一点的生活辅助品。
但在这里，被用作了工具。
它本该只能出现在成年人的失眠夜里，却出现在了一个婴儿的血液中。
报道中，也有网友在评论区做了相关的医学普及：
看到这些评论，我心底是有一些愤懑的。
毕竟婴幼儿那么小，肝肾功能尚未发育完全，中枢神经系统极其脆弱，对镇静催眠类药物的耐受与成年人完全不同，即便是成人常规剂量的一小部分，也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任何成年人，都不该擅自给一个不会说话、不会拒绝、不会理解后果的婴儿喂食精神类药物。
人对孩子所犯下的罪，我想也是所有罪行中最不可宽恕的一种。
哪怕你觉得他吵，哪怕你觉得他难带，哪怕你觉得自己只是为了工作好做一点。
再说一句可能显得多余的废话。
带孩子，本来就是你这份工作的全部意义，而不是附加条件。
既然赚这份钱，就不是随便照看一下，不是只要不出事就行，更不是为了让自己省事、省心、省力气。
你一个人既然选择靠照护婴幼儿谋生，就意味着他理应接受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孩子的哭闹、反复、脆弱与不可预测，本身就是这份工作的日常内容，而不是可以被处理掉的麻烦。
如果一个成年人，在面对一个尚不会说话、不会拒绝、不会反抗的婴儿时，内心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照顾，而是如何让他安静下来，如果在疲惫、烦躁或厌倦面前，选择的不是离开这份工作，而是动用药物这种越界的手段，那问题就已经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良知的底子出了问题。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
徐女士表示，事后育儿嫂否认下药，并称自己问心无愧，她已联系律师准备追究责任。
家政公司负责人回应称警方已介入，自己也在等结果，并转述育儿嫂说法：
孩子因生病一直在吃药。
徐女士则称孩子因尿道畸形服用的是小剂量阿莫西林，不可能接触到思诺思这种管控药物。
同日，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近日接到辖区居民徐某报警，称家中育儿嫂邹某某给其孩子喂食安眠类药物，目前邹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没判之前不妄加猜测，这也是对所有人都必要的保护，包括孩子、家属、也包括被指控者。
像现实里也必须承认另一种可能：
真相尚在调查中，医学上也存在药物误用、误食、交叉接触等复杂情形，现在的网络各路媒体都把一切推向保姆一方的倾向，但最终司法要对证据负责。
警方用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作结，意味着关键证据链、动机、手段、剂量、来源都仍需要被核实。
所以，胖胖在这里的一切判断，也只能建立在目前公开的媒体报道之上。
真相如何，最终要交由证据、程序与法律来确认，这一点无论情绪多重，都不该被绕开。
但即便把一切情绪收起，只谈最朴素的常识，也依然绕不过一个无法回避的底线问题。
家庭照护，从来不是一份普通意义上的劳务交换。
在这个场景里，婴幼儿处在一种近乎绝对弱势的位置，他们无法表达不适，无法拒绝指令，也无法对伤害进行事后指证，而照护者，则天然拥有近乎无限的接触权——接触身体、接触生活节奏、接触睡眠、饮食，甚至接触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这种接触权，是一种用信任背书的隐形授权。
胖胖早些年从事早教工作时，也曾亲眼见过一些家庭与保姆之间极度信任的关系：
雇主会放心地邀请对方一同出行旅游，保姆也会带着孩子回自己家中短住、游玩。
在这些关系里，信任不是口头承诺，而是一次次把最重要的东西交到对方手里的选择。
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这种信任被滥用，它带来的就绝不只是服务纠纷那么简单。
那可能是一生的损伤，甚至是一条命。
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有没有故意，也不只是结果严不严重，而是：
当把如此巨大的接触权，交到个体手中时，是否真正建立起了足以约束人性的边界？
当悲剧发生时，我们究竟是在追责，还是在事后才发现，自己曾把一切安全，都押在了希望对方是个好人之上？再说这可能吗？
孩子是无法为自己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只能被保护，或者被辜负。
而这，正是这类行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很多人把家政服务只停留在服务，支出这几块，但这个行业远远不止于此。
7600元26天确实是家庭的一笔消费支出，但对应的其实也是一种高风险的信任转移。
你把家门钥匙交给了陌生人，把孩子交给了陌生人……然后期待一切都靠对方的自律与善意来撑住。
对，人当然可以善良，但对人性的判断不能只靠祈祷。
所以，家政机构在这类事件里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我觉得真的值得被放到台面上公开谈清楚。
哪怕，最终查明并非故意下药，只要照护环节存在明显失范，机构的审查、培训、管理都不该一句我不清楚就自动免责。
司法实践与相关普法也反复强调过，家政服务公司作为居间或服务提供方，对从业人员的资质、健康与基本从业规范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审查义务，如果在过错范围内造成损害，可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说白了还是那句话，对孩子的照护行业，不能只停在陌生人的道德押注。
押赢了，是运气，押输了，是灾难。
育儿嫂、月嫂、家政从业者里，确实有大量认真、善良、专业的人，很多人背着沉重生活，在别人家里熬夜抱娃、喂奶、洗衣、收拾烂摊子，靠的是体力、耐心和良心，这都是胖胖亲眼见过的。
而那些该被拎出来审视的，我想还是那些把照护当作工作任务的人，是那些把人命当作效率的人，还有，是那些把风险外包给雇主、把责任推给个体、把监管当成摆设的机构以及灰色链条。
一个行业能做到规范，是需要靠种种的制衡，让最坏的那个人也做不了坏事，有了制度、约束，行业的信任背书才撑得起来。
回到事情本身，我想，最终的关键事实链条要讲清楚：
是否喂食、喂食何种药物、剂量与频次、药物来源与获取路径、是否存在同类受害情况。
另一点，是家政机构不能只在舆情里等结果，而应当自证其基本管理尽责：
人员背景、健康状况、培训记录、上岗规范、突发情况处置流程。
除此之外，要解决的问题就剩下监管与行业规则如何落地：
当家政服务越来越成为城市家庭的基础设施，它就不该继续停留在低门槛、高信任、弱约束的状态。
孩子，无论如何不该成为任何人的工作难度，也不该成为任何人的试错成本。
在一个正常的行业里，成年人对婴儿的每一次触碰，都应该带着一点点怕——怕伤着，怕错着，怕自己配不上那份被托付的信任。
而如果连怕都没有了，那就不是停留在服务问题那么简单了，那是人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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