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久
日本是继英国之后在中国推行鸦片毒化政策、规模最大、危害最深的侵略国家，我们要清算日本毒害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
在《烟与灰》（《Smoke and Ashes: A Writer's Journey Through the Opium Trade》）一书中，印度著名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直言不讳的将英国描述为帝国毒品国家，其模式是在印度得到完善，其方式在中国被无情实施。他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言论，这位学者指责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了世界上第一贩毒集团。
在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英国不断扩大向中国贩运鸦片的数量：从1773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国贩运鸦片1000箱左右（每箱100~120斤）；1796年至1820年，每年增至4000箱左右，到鸦片战争前一、二年，每年增至4万箱左右，可供850万人吸食一年。高希在《烟与灰》一书中写道，这种麻醉剂很快就获得“战略资源的地位”。
东印度公司的“贩毒计划”令人震惊，他引用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在1729年至1830年的一个世纪里，该公司每年向中国贩运鸦片从200箱增至3万箱。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达到顶峰，在1880年达到近10.6万箱。林则徐在奏折中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愚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鸦片来源于种植的罂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罂粟种植面积约数百万亩。全国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人数达2000万，毒害又一次像癌症一样席卷全国，主要集中在日本曾侵占中国的地区。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占的中国土地上不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大肆贩卖鸦片、在城市设立烟馆，旨在把日本侵占地区的中国人民变成东亚病夫，无力反抗日本统治。
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甲午战争。从1895年起日本侵占中国宝岛台湾50年间，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之一是在台湾种植罂粟、贩卖鸦片、毒害台湾人民。据统计，在台湾地区鸦片年产量1900年至1910年为50~80吨，1920年至1930年为120~150吨，1930年至1945年达到200~300吨。吸食鸦片人数占台湾人数的比例从1895年的约5%增加至1945年的15%。日本侵略者还将台湾作为中转站，向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销售鸦片。1899年鸦片税收占台湾地区税收的78%。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4年间，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种植罂粟、贩卖鸦片最多的基地。1932年，日本侵略者制定了鸦片政策，同年9月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并公布了《鸦片令》（后修订为《鸦片专卖法》，设立鸦片专卖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了种植罂粟、销售鸦片的完整产业链和销售体系。据统计，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期间，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仅法律许可罂粟种植面积从1932年的17万多亩，扩大到1937年的68.5万亩。
日本侵略者通过鸦片零卖所向瘾民发放吸食许可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吸食鸦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4年间，登记在册的鸦片吸食者在1937年约100万。日本公布的数据显示，1938年中国东北地区吸食鸦片等毒品成瘾者从1933年的56804人增至1937年的811005人，增加了近14倍。在中国东北地区城市都设有烟馆。据统计，到1937 年伪满洲国官方登记的鸦片零售所 (烟馆) 总数为 2,196 家，加上未登记的私烟馆，总数约8,000-10,000 家。1934年日本被国际社会指责操纵全球最大的毒品贸易。但是，日本侵略者继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与生产和贩卖鸦片。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建立数十家鸦片加工厂，提炼海洛因，年均鸦片产量达500多吨。
日本侵占中国地区广泛推行罂粟种植与鸦片贩卖。1944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种植罂粟约30万亩，涵盖冀、晋、豫、鲁四省。据1943年日本特派员渡边估计，在北平（今北京）有1800家海洛因零售店，经常吸食海洛因的人有3.96万人，北平的烟馆吸食者中领取执照的有2.3万人，未领取执照的有8-10万人。在天津出售海洛因烟膏、吗啡和海洛因等毒品的店铺达2135家。1945年天津人口约170万，被毒化者超过1/6。在石家庄、太原、张家口、保定、大同、包头等城市都有烟馆，其中在石家庄烟馆曾遍布大街小巷。
日本于1914年8月对德国宣战，9月登陆山东，11月7日侵占青岛。第二次是日军于1938年1月10日侵占青岛。据《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一书统计，日本是列强中侵占青岛港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侵略者。日本取代德国占据青岛港后，控制了青岛地区的经济命脉，由于日本采用直接投资或“合办”手段，严重排斥了山东特别是青岛地区的民族工商业，摧垮了当地小手工业。
日本殖民者通过胶济铁路这条吸血管和青岛港这个吞吐口，吸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财产和资源。从1914年到1921年，日本在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办起了2400多家工厂，仅从青岛就搜刮了11400多万元。特别是日本大肆走私和贩卖毒品。据胶海关资料记载，日本侵略者通过青岛港贩卖鸦片和其他毒品的数量十分惊人，仅1918年就输入鸦片5500余斤。当时一个买办奸商与日商勾结的鸦片生意，一年内就获得（白银）100万两。
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鸦片战争，到日本在中国大地种植罂粟和大肆贩卖鸦片的100多年间，中国广大群众深受其害。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8月17日发表题为《林则徐带来鸦片战争怪论之怪逻辑》的文章指出，评价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一定不能忘记了鸦片贸易以及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正义—一个国家居然以国家行为对中国进行武装贩毒，还忽悠这是“自由贸易”！
关于英国、日本等西方列强大肆贩卖鸦片对中国大众的毒害，文章概述：“鸦片，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毒害，19世纪的中国人曾如实记录了吸食鸦片的惨状，“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连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么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精辟地写道：“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英国、日本等国家在毒害中国大众的基础上获取暴利。据记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价为每箱鸦片160卢比，拍卖价每箱鸦片为988卢比，英国商人将鸦片运至广州后，每箱鸦片售价高达3500卢比，运输鸦片到中国的二道贩子，利润率也高达 254.25%。这种暴利使英国从中国攫取大量白银。据统计，19 世纪 20~40 年代中国外流的白银累计约 1 亿两，年均约 500 万两；其中鸦片贸易最猖獗的 1838 年，外流白银达 3300 万两（据黄爵滋 1838 年奏折及《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为该时段峰值。日本侵华期间通过鸦片贸易年收益超过6000万美元。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通过鸦片专卖攫取了巨额财富。这些资金被直接用于支持其侵略战争，形成了“以毒养战”的罪恶循环。
英国、日本等侵略者打开了鸦片倾销到大国的大门。鸦片毒物，弥漫中国，害人无数。关山远在文章中概述：“因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痛点太多，不堪回首，但让我们深感幸运的是，中国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比如林则徐，比如左宗棠，他们一代一代从未放弃努力，他们无法形成超越时代的”超人“，却一直在努力。惨痛的历史并不曾失去希望。”
从1773年到1948年175年间，英国、日本等殖民主义者相继向中国贩卖鸦片等毒品，从城市资本家到乡村地主，政府官员到军队官兵，吸食鸦片等毒品成瘾者越来越多。张海峰等主编1991年出版的《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论文集，有关专家总结了鸦片等毒品泛滥的影响。林则徐的后裔、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凌青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人数达2000万，罂粟种植面积达100万公顷，毒害像瘟疫一样席卷全国。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党和政府在禁种、禁贩、禁运这“三禁”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有力的打击了鸦片烟毒种植、贩运、贩卖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震慑了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遏制了全国烟毒肆虐蔓延的恶劣局面。
1982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第 171 条补充规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者其他毒品，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该补充显著提高了毒品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
迄今毒品活动猖獗，毒品仍是国际社会一大公害，严重威胁全球人民安全。我们要彻底清算英国、日本等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种植罂粟和大肆贩卖鸦片等毒品的罪行，吸取教训，消除鸦片等毒品在中国走私贩卖，维护我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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