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s affordability crisis is (mostly) a mirage
但这并不削弱其政治威力
讽刺几乎令人痛心到让人对特朗普总统心生怜悯。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部分凭借猛烈抨击通胀而获胜——他将通胀归咎于民主党，并承诺“非常、非常迅速地”压低物价，让“美国再次可负担”。然而特朗普本人肯定清楚，这一承诺根本无法兑现：除深度衰退外，全经济范围内的价格普遍下跌从未发生过。更何况，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在价格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反而是进一步推高物价——通过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一年后，物价依然高企，角色却已反转。民主党在尝试了从“丰裕”到“反垄断”等一系列乏善可陈的口号后，最终将“可负担性”确立为凝聚选民的政治主题。该党左翼人士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纽约市长竞选中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攻势，承诺冻结房租、提供免费公交，并成功当选。新泽西州当选州长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等温和派也纷纷拥抱这一理念：她誓言上任首日即宣布公用事业费用进入紧急状态。选民似乎认同民主党的判断——美国正面临一场可负担性危机。
这让特朗普陷入被动。他大多时候否认存在可负担性问题，称相关说法是“骗局”和“欺诈”。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甚至表示：“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子有多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在被问及机场食品昂贵时的回答，更是凸显了本届政府的束手无策：“选择本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降低价格的计划。”
这种窘境实属咎由自取：既然当初猛烈抨击民主党制造恐慌，如今民主党以类似方式动员选民，特朗普自然难以抱怨。但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贝森特和达菲其实说得没错。“美国人比过去更买不起东西”的观念本质上是错误的。公众对此深信不疑，更多反映的是通胀背后有毒的政治氛围，而非经济或家庭购买力的真实状况——这两者目前都相当健康。真正的危险并非政客无法压低物价，而是他们试图这么做，从而让价格管制等有害且早已被证伪的政策死灰复燃。
真实情况
衡量可负担性的最清晰指标是实际工资：即剔除通胀后，一份薪水能买到多少东西。高通胀——尤其是由商品短缺引发的通胀——往往会侵蚀实际工资。例如，2022年俄乌战争引发能源冲击后，欧洲工人的购买力就大幅下滑。然而在美国，过去十年实际工资稳步上升。新冠疫情后的通胀飙升主要源于过度刺激而非供给冲击，因此并未打断这一趋势。
（图表：《经济学人》）
低收入群体表现尤为突出：在疫情时期极度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工资大幅跃升。即便考虑到贫富家庭支出结构的差异，各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都接近历史高位（见图1），其中最贫困群体涨幅最大。换句话说，对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可负担——尽管这一点在竞选集会上鲜有人提及。
可负担性危机论者会反驳：无论官方数据如何，食品杂货、能源和住房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确实变得难以承受。但这一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所有这些项目都已纳入用于计算实际工资和调整福利的消费者物价篮子中。不过，我们仍不妨逐一审视这些类别。
价格标签的错觉
所谓可负担性危机，在食品杂货方面最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由于为遏制禽流感而大规模扑杀母鸡，过去几年鸡蛋价格翻了两番。但一篮子典型食品杂货的价格走势大体与整体通胀一致（见图2）。这并不意外：食品账单的构成正是经济的缩影，包括商品成本（食物本身）、人工成本（收银员和仓库工人薪资）以及租金（超市支付的房租）。
（图表：《经济学人》）
相比之下，电价涨幅确实超过了通胀——自2019年以来高出逾10个百分点。政客和评论员常将此归咎于支撑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中心耗电量巨大。但这可能有失公允：《经济学人》的一项分析发现，新建数据中心较多的州并未出现更高的电价。更合理的解释是：为接入可再生能源而进行的电网现代化改造成本，以及液化天然气出口增加导致美国原本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向欧洲较高水平靠拢。
然而，谈论电价不可负担时，人们往往忽略了家庭消费的另一种主要能源：汽油。美国人花在汽油上的钱比电费多40%。过去几年，受全球石油市场变动影响，加油站油价大幅下跌。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汽油价格的跌幅超过了电价的涨幅（见图3）。但后者受到的关注远高于前者。
住房问题最严峻
可负担性危机论点最强有力的部分在于住房。在美国的“超级明星城市”，居住成本高得令人窒息。土地稀缺，加上数十年来限制性分区法规阻碍建房，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我们测算，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一套普通房产的按揭、保险和税费合计超过当地家庭税前收入的90%。通常认为，住房支出占收入30%以上即属“不可负担”。而在其他行政区购房或租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图表：《经济学人》）
但美国大部分地区并非纽约或旧金山。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之外，推高住房成本的主要因素并非房价本身，而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2022年利率开始上调前，即使首付仅10%，大多数县的普通住宅按30%规则仍属可负担。如今则不然（见图4）。那些在利率上升前锁定固定利率房贷的房主躲过了这一冲击——目前所有未偿还房贷的平均利率仅为4.3%，比新发放房贷的平均利率低近两个百分点。尽管如此，购房者的压力确实存在。而受房贷利率影响较小的租金则相对可负担：大多数县的平均租金仍低于30%门槛。
身为房地产开发商出身的特朗普对住房问题十分敏感。他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部分动机显然是希望降低房贷成本。“都是因为他，人们才贷不到房贷，”今年7月，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指责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最近，他还考虑推出50年期房贷，以降低月供。
（图表：《经济学人》）
近期美联储确实在降息，因为美国的通胀问题现已基本受控。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涨幅为2.8%。虽略高于2%的目标，但0.8个百分点的偏差通常只会困扰央行官员，而非普通选民。事实上，过去两年通胀一直维持在2%-3%区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关注的是价格绝对水平——目前比疫情前高出约25%。即便涨幅已放缓，价格本身仍令人震惊。同期名义工资（未经通胀调整）上涨约30%的事实似乎未能安抚民众。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斯特凡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的调查显示，人们倾向于将价格上涨归因于不可控因素，却将工资增长归功于自身职业能力。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名义工资的全部涨幅，而不仅是实际涨幅。
另一个问题可能是价格波动性。在2022-23年通胀高峰期间，约五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务年涨幅超过10%。过去五年中，几乎每个时点都有某种常见家用商品价格突然飙升。加上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悲观论调不断放大价格飞涨的故事，公众误以为成本涨幅远超实际也情有可原。
相对价格变化也可能起作用。几十年来，美国商品相对于服务越来越便宜。托儿服务比平板电视或高档洗衣机更容易压垮家庭预算。这是经济强劲的直接后果——生产率提升推高了工资。但一个人的工资就是另一个人的成本。低端服务业工资上涨的同时，这些服务也变得更贵。随着美国家庭支出重心从商品转向服务，相关成本很容易被解读为可负担性危机，而非繁荣和收入增长的体现。
最后还有利率——这也是一种价格：资金的时间成本。疫情期间为对抗通胀，美联储大幅加息，此后仅小幅回落。高额财政赤字加上特朗普惯于威胁干预美联储，也可能推高长期利率。高利率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至家庭成本：从信用卡账单到汽车贷款都变得更加沉重。哈佛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若将借贷成本直接纳入通胀衡量，就能解释为何当前全球消费者信心如此低迷——远超失业率和传统通胀指标所显示的程度。
（图表：《经济学人》）
除利率上升确有合理抱怨外，美国的可负担性危机多半是幻觉。这对可负担性政治意味着什么？特朗普及其团队已发现，用经济数据猛砸选民脑袋、坚称他们实际状况好于感受，并非有效的选举策略。短期内也无明显解决方案：通胀已然回落；工资涨幅已完全抵消物价上涨；大幅降息又会过度刺激经济，引发新一轮通胀。
一个结论是：高通胀时期对执政者而言注定艰难。特朗普在2024年利用了这点，却在2025年深受其害。民众的不满情绪会持续多久？两年前，斯坦福大学的尼尔·马奥尼（Neale Mahoney）和瑞安·卡明斯（Ryan Cummings）利用消费者情绪与通胀的历史数据计算出，人们对涨价的愤怒需一年“半衰期”才能随价格预期调整而消散，约三年后基本平息。但自通胀峰值至今已近三年，价格政治却依然激烈。这场通胀浪潮的规模和强度——发生在数十年近乎零通胀之后——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如何，民主党押注可负担性议题将助其赢得11月中期选举，看来完全合理。
长远来看，选民终将转移注意力。若劳动力市场恶化，焦点可能迅速转向失业问题。但在此之前，政客们正急于推出政策和口号，以满足选民“必须采取措施让生活更可负担”的强烈要求——无论这种愤怒多么错位。一个诱人的选项是通过立法禁止涨价，实施价格管制。
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人》）对价格管制持怀疑态度：这类措施往往扭曲市场，迫使采用非价格机制配给商品，且无助于解决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然而美国选民已显露出兴趣——早在“可负担性”成为流行口号前，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2024年竞选纲领中最受欢迎（尽管整体内容单薄）的提议就是禁止超市“价格欺诈”。近几个月，尤其在马姆达尼胜选后，这一想法势头更劲。
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食品杂货价格涨幅、租金和信用卡费用设上限。这种观点背后是对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不信任——盖洛普民调显示，对大企业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比从疫情前的约一半升至三分之二。
其实有更好的方式提升美国人的购买力。立即撤销特朗普更具破坏性的政策就能见效：关税抬高了商品价格；他对美联储的攻击和赤字驱动的减税推高了长期利率和房贷成本；移民打击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扰乱建筑和农业等行业，推高物价；奥巴马医改补贴即将到期，将使部分人医疗负担急剧加重。
但最有益的选项见效缓慢。放宽分区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可降低居住成本，但大型建设项目耗时漫长。可通过要求科技巨头为电网升级付费，将数据中心热潮转化为消费者红利，但效果显现仍需时日。加快AI在自动驾驶、医院等领域的监管审批也能带来改变，但技术扩散需要时间。
控制狂的诱惑
马奥尼与前总统拜登（特朗普前任）的助手巴拉特·拉马穆尔蒂（Bharat Ramamurti）及左翼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将选民诉求的紧迫性与供给侧改革的缓慢节奏之间的矛盾称为“可负担性困境”：“选民想要即时成本缓解，但标准政策工具未必总能满足。”他们建议，供给侧改革可能需要搭配价格管制，以提供立竿见影的可见帮助。
但这条道路充满危险。即便是临时性的价格管制也往往长期延续。若政客更广泛、更积极地倡导价格管制，选民对这类措施的危险热情恐怕只会愈演愈烈。鉴于选民抱怨的经验依据本就存疑，任何政府干预——无论多么迅速有效——都未必能真正消除他们的不满。
于是只剩下一条政治上令人沮丧的出路：时间。最终，美国人会适应更高名义价格的新常态。若经济保持平稳、实际工资持续上涨，这将有所帮助。通胀缓和将允许降息，从而缓解房贷压力。但从根本上说，要让“可负担性”议题退烧，唯一办法是选民忘记它，或至少不再在意。只是，要把这个想法写成振奋人心的竞选标语，恐怕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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